霍华德·洛克（第34/108页）

可以有很多种解释。大萧条使他们都遭受了打击；其他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恢复，而吉丁-杜蒙特事务所却没有。随着盖伊·弗兰肯的退休，为他们提供客户的那个圈子中的某种东西已经不复存在。此时，吉丁才如梦方醒，在盖伊·弗兰肯的职业生涯中，有着微妙的艺术和技巧，而且散发着自身某种非逻辑的力量——这里面是大有学问的，纵然那种艺术只包括他的社会魅力，而那种力量只用以诱惑那些糊里糊涂的百万富翁们。在人们当初对盖伊·弗兰肯的反应中，存在一种扭曲了的情绪。

他看不到现在人们的反应中存在任何一点合理的痕迹。建筑行业的领袖是高登·L·普利斯科特——只是规模已大不如前，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没有当年那种规模了——他是美国建筑师行会的主席。高登·L·普利斯科特主持关于玄妙的实用主义建筑和社会规划的讲座，出席荷兰籍纽约人的晚宴，将脚踩在餐桌上，大声地批评汤的味道。社交界的人说，他们喜欢一位自由主义建筑师。全美建筑师行会还在，仍然执拗地保持着那份僵死的威严，可是人们在提到它时，只当它是“老人之家”。统治这个行业的美国建筑家委员会正在讨论一家封闭式工厂，尽管还没人想出该怎么实现它。每当有一个建筑师的名字出现在埃斯沃斯的专栏里时，总会是那个奥古斯特·韦伯。在三十九岁的时候，吉丁就已经被描述为一个过了时的建筑师。

他放弃了努力去理解的念头。他模模糊糊地知道，那种吞噬着整个世界的解释方式正在改变，它们具有一种他不愿知道的特性。在他的青年时期，他对盖伊·弗兰肯和罗斯通·霍尔科姆的作品持有亲切友好的藐视，努力赶上并超过他们似乎仅仅是一种没有恶意的大话。不过他清楚，高登·L·普利斯科特和奥古斯特·韦伯代表的是无礼和不道德，以至于他想视而不见都很难。他相信以前的人们从霍尔科姆身上看到了伟大，而且觉得从他“借鉴”来的伟大中再“借鉴”一些东西也能得到满足。他知道，从高登身上，任何人都不会看到任何东西。他从关于高登的天赋的谈论中，看到某种黑暗的、斜眼睨视的神态；仿佛他们并不是在向高登表示敬意，而是在藐视和侮辱。曾经一度，吉丁无法理解民众；甚至连他都清楚，公众的偏爱已经不再是一种对于优点的承认了，而几乎已经变成了一种耻辱的烙印。

他受惯性的驱使，继续苦心经营。他已经负担不起那一大层楼的办公室了，而他连一半的房间都没派上用场，可他仍然留着它们，把亏空的数额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垫上。他非继续下去不可。他在一次股票投机中赔掉了大部分财产；不过他还剩下足够的钱，可以为余生提供舒适的生活保障。这个问题并没有使他感到不安。钱已经不再是左右他视线的主要因素了。令他感到惧怕的是无事可做；如果工作的日常规则注定要被改变的话，那才是那个从远处阴森森地向他逼近的问号。

他慢慢地走着，胳膊紧贴着身体，肩膀弯成弓状，仿佛永远怕冷似的缩着。他一直在发福。他的脸膨胀着，像是水肿；他低着头，衣褶一样的双下巴被挤在他的领结上，成了扁平状。他过去的风采依稀可辨，却反而让他看上去更糟；仿佛脸部的线条被画在一张吸墨纸上，而墨水已经晕开，变得模糊。他的两鬓已经染上了岁月的风霜。他经常喝酒，但并不快乐。

他求母亲回来跟他一起生活。她回来了。漫长的夜晚，他们一起坐在起居室里，相对默默无语；没有带着怨恨，而是在对方身上寻找着安慰。吉丁太太不再提建议，也不再责备。相反，她对待儿子的方式里，增添了一种新的诚惶诚恐的温驯。尽管他们雇了一个女仆，她还是常常为他做早餐；她总是做他最喜欢吃的菜——法式煎饼，是他九岁得麻疹时喜欢吃的那种。如果他注意到她的良苦用心，并且高兴地有所表示的话，她便点点头，眨着眼睛转过身去，问自己，这为什么让她觉得快乐？而如果她真的快乐的话，为什么她的眼中满含泪水？

沉默一会儿之后，她会冷不丁地问：“皮迪，会没事的，不是吗？”他并不问她指的是什么，而是平静地回答：“是的，妈妈，会没事的。”把他最后的一点怜悯能力变成一种努力，让他的声音听上去令人信服。

有一次，她问他：“你快乐吗，皮迪？你不快乐吗？”他注视着她，发现她并不是在取笑他；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惊恐的样子。他无法回答，她哭道：“可是你必须快乐！皮迪，你得快乐！我活着还能为了什么呢？”他想站起来，把她搂在怀里，告诉她，没有关系的——可就在那时，他想起了在他结婚当天，盖伊·弗兰肯说道：“我想让你为我感到自豪，彼得……我想感觉这有一定的意义。”接着他就动不了了。他感觉自己面对着某种他抓不住的东西，他绝不能允许它进入自己的心灵。他转过身去，背对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