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华德·洛克（第30/108页）

瑞妮·斯劳顿蜷缩着身子，坐在一只小凳上，正在嚼着花生。每隔一会儿，她便将手伸到旁边的水晶碗里再取一颗花生。她做的就是这些，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努力。一双苍白的眼睛在她苍白的面孔上无神地睁着。

“又扯远了，杰西。”休谟·斯劳顿说，“你不可能期望任何人都变成圣徒。”

“我不期待任何东西。”杰西卡·普拉特温顺地说，“我很久以前就放弃了期待。可是，我们需要教育。我认为托黑先生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每个人都接受某种强制性教育，世界将会变得更美好。如果强迫人们做善事，他们便会快乐。”

“这是完全没用的讨论。”夏娃·兰登说，“当今没有一个聪明人会信仰自由。自由已经过时了。未来属于社会计划。强制是一种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是不言自明的。”

夏娃·兰登很漂亮。她站在枝形吊灯的光影里，乌黑光亮的头发垂在头上，浅绿色的锦缎长袍好似一注清水，仿佛马上就要从身体上流淌下来，将她那柔软的、晒成棕褐色的皮肤全部暴露出来。她有一种特殊的才华，能将锦缎和香水弄得像铝皮桌面一样摩登。她活脱脱是一个从海底潜艇的升降孔中升起来的维纳斯。

夏娃·兰登相信她的人生使命就是成为先锋人物——做什么样的先锋倒无关紧要。她自有妙法——常常是漫不经心地一跳，便洋洋得意地远远超过别人着陆了。她的哲学由一个句子构成——“任何事情都甭想让我落水。”在交谈的时候，她将它阐释成她偏爱的语句：“我呀？我就是未来。”她骑术精湛，不仅是一名赛车手，而且是一名技艺超群的飞行员，还是一名游泳冠军。当她发现时代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思想领域时，她又跃进了一大步，就像她从任何沟渠上越过去一样。她着陆时还是远远在别人前方，仍然是前卫的。等她着陆后，她惊奇地发现居然有人要对她这一身好本事提出质疑——还从不曾有人怀疑过她的成就呢。对不赞同她政治观点的人，她形成了一种不耐烦的愤怒。那是个私人问题。既然她是未来，那她就肯定是对的。

她的丈夫——米切尔·兰登，很讨厌她这一点。

“这是一场完美而有理有据的讨论，”他厉声说道，“我亲爱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那么能干。我们必须帮助别人。那是凭理性办事的领袖们的道德责任。我的意思是说，应该抛开对强制这个词谈虎色变的无端惊恐。当它有利于慈善事业时，便不再是强制了。我的意思是说以爱的名义。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我们的国家理解它。美国人是这么不开化。”

他无法原谅这个国家，因为它让他得到了两亿五千万，然后却拒绝将等量的威望赋予他。人们在接受他支票的同时却不肯接受他有关艺术、文学、历史、生物学、社会学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他抱怨人们过于从钱的方面认同他。他恨他们，因为他们对他的认同还远远不够。

“对于强制这东西，还有很多值得推崇的地方。”休谟·斯劳顿申明，“假如能进行民主规划的话，共同的利益总是第一位的，不管你喜欢与否。”

具体说来，休谟·斯劳顿的观点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部分。但这种对立的观点并没有使他困惑，它们同时完好地并存于他的意识之中。首先，他认为抽象的理论是无稽之谈，如果顾客对此情有独钟的话，那就给他们好了，反正是万无一失的，而且，还能确保他的生意兴隆。其次，他觉得因忙碌而忽略了不管人们称其为什么的精神生活，他于心不安，也许像托黑一样的人对此会有看法，即使他的商店被没收了，那又有什么要紧？像一个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那样生活，不是更容易吗？难道一个经理的薪水还不足以维护他的威望和他现在所享受的舒适生活吗？——又不用承担业主的风险？

“在未来社会，任何女人都会跟任何她喜欢的男人睡觉，这是真的吗？”瑞妮·斯劳顿问。这句话本来是当作问题提出来的，可是她说话的语调渐渐低落下去，结果听起来倒像下了一个断语。她并不是真的想知道答案。她只是感到无聊的好奇，好奇拥有一个自己想要的男人是怎样的感觉，这种想要本身又是怎样的。

“谈论个人的选择是愚蠢的。”夏娃·兰登说，“那已经过时了。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集体性实体。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