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吉丁（第18/108页）

亨利·卡麦隆拒绝了为哥伦比亚博览会进行设计，并且用难听得无法诉诸笔端，但却可以反复讲述的言语辱骂它，尽管不是在男女同席的社交聚会上。那些脏话被反复传播，同样反复传播的还有很多传闻，说他曾经把一个墨水瓶往一位杰出的银行家脸上扔去，这位银行家想请他设计一座火车站，设计成位于以弗所的戴安娜神庙的样子。那位银行家再没有来，别的人也没有来。

就在他到达漫长而不懈奋斗的岁月终点时，就在他将自己所寻求到的真理诉诸形体时，最后的障碍也已经在他面前设置好了。一个年轻的国家看着他一路成长，虽然曾经对他有过怀疑，却也已经开始理解他作品的宏伟庄严。然而，在一个被抛回两千年前一场古典主义大惨剧的漩涡中的国度里，他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和安身立命之所。

已经没有必要去设计建筑了，只要给它们拍照就行了。哪个建筑师拥有最好的图书馆，他就是最出色的。他们互相抄袭，赝品丛生。批准和认可它们的是文化；是在腐朽的历史废墟中展开的二十个世纪的文明长卷；是那次伟大的博览会；是每家每户相册中收藏着的一张张来自欧洲的明信片。

亨利·卡麦隆无力反击。他拿不出有力的武器，除了一种信念，仅仅因为这个信念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没有什么人可资旁征博引，更没有什么微言大义需要阐述。他只说，建筑的形式必须是其功能的反映，建筑物的结构是其自身完美的关键，新的建筑技术要求新的表达形式，他希望能如他所愿地去建筑，而且只为这一理由而建筑。但是当人们在谈论维特鲁威、米开朗基罗和克里斯多佛·雷恩先生的时候，是听不进他的心声的。

人们厌恶激情，不管这种激情是何等伟大。亨利·卡麦隆犯了个天大的错误，那就是他热爱自己的工作。那正是他战斗的原因，也是他失败的原因。

人们说他从不知道自己已经失败了。即便他知道了，他也不会让人家看出来。随着门庭日渐冷落，他对待客户们的态度也愈发地专横傲慢。他的名字在别人耳中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而他说出自己的大名时，也显得越来越傲慢无礼。

他曾经有过一位机敏伶俐的业务经理。此人性情温和又极其内敛，身材矮小但性格刚毅，具有坚强的意志。在亨利·卡麦隆得意之时，他能沉静温和地面对他的火爆脾气，并且为他拉来客户。卡麦隆辱骂客户，而小个子却设法使他们对此宽容谅解，从而回心转意。现在，这个小个子死了。

亨利·卡麦隆从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别人。对他来说他们并不重要，恰如他对他的个人生活一样无所谓，仿佛生活中除了建筑之外什么都无关紧要。他从未学会如何向他人作解释，只知道发号施令。他从不讨人喜欢。他曾经是令人畏惧的。可是现在，再没有人惧怕他了。

他还被允许活着。活着的目的是为那些街道感到恶心，过去他曾梦想重建它们；活着的目的是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一动不动地坐在桌前，无所事事地等待；活着的目的是读一份善意的报纸，上面登载一篇介绍“最近的亨利·卡麦隆”的文章。而活着的意义是在某段时间里开始喝酒，从容地连续喝上几天几夜，烂醉如泥；是对那些把他逼到这种地步的人怀着仇恨和抱怨。当他被提名担任某一职务时，他们却说：“亨利·卡麦隆吗？叫我说，是不应该赞成他的，他嗜酒如命。正因为如此，他从来都接不到任何设计工作。”他活着就是从一栋著名大楼的三层楼办公室搬迁到房租低廉的只占一个楼层的办公室；再后来搬到离繁华区更远的一座建筑的一间套房里；再搬到炮台公园附近的三间房子里，面对着通风井。他之所以选择这几间房子是因为，把脸贴在办公室的窗玻璃上，视线越过一堵砖墙，他就能看得见黛娜大厦的楼顶。

霍华德·洛克爬上通向亨利·卡麦隆办公室的楼梯，他在每一个楼梯平台处都要停下来，看一看窗外的黛娜大厦。电梯出了故障。楼梯在很久以前粉刷成难看的青绿色，现在大部分油漆已经脱落，剩下斑驳的碎块，擦着鞋底嘎嘎作响。洛克爬得飞快，仿佛要赴约会似的，胳膊下的文件夹里装着他设计的草图，眼睛盯着黛娜大厦。有一次，他还和一个下楼的人撞了个满怀。在过去两天里，这是常有的事。他走在纽约街头，频频回头，一门心思地看着纽约的建筑物。

在卡麦隆狭窄昏暗的接待室里放着一个办公桌，上面有一部电话和一台打字机。一个头发灰白，骨瘦如柴的男子坐在桌前，穿着一件短袖衬衫，长裤的背带松松地耷拉在双肩上。他正在神情专注地打一份项目清单，手指移动的速度快得惊人。一只灯泡在他背上投下一抹微弱的黄色光晕，照着他那贴在肩胛上的汗湿了的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