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小说 序言

一九三四年，安·兰德写了两个版本的《理想》：第一个版本是小说（比《一个人》的篇幅要长百分之五十），因为对其不够满意，她只进行了小幅度的修改；随后，她又将其改写成了一出完美的舞台剧。无论哪一个版本，在被安·兰德视为文学（除诗歌外）要素的四个方面，都是相同的：两个版本里面，几乎完全相同的人物讲述着相同的故事，传达着相同的主题；尽管剧本在后期的编辑加工中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但两个版本都体现了安·兰德独一无二的文风。而虽然决定不出版《理想》的小说版，但安·兰德还是将其打字稿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了她的办公室。

为什么要把《理想》改写成剧本？安·兰德从未对我讲过这一点。但据我所知，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文学形式在认识论上的区别。小说运用且只运用概念来呈现它的事件、人物，以及经验体系。而戏剧（或电影）则同时运用概念及感知；后者指的是观众对实体演员的行动、对话等所进行的观察。例如，有一部小说被忠实地改编为了电影。读小说的时候，所有的体验都是完全通过阅读而获得的；偶尔你也会想亲眼看看某个人物或某起事件，但那愿望并不迫切，往往转瞬即逝。而在电影里，某种形式的对话作为概念性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电影这一媒介的本质就决定了观众必须看，而且是持续地看。读小说时，你可能会被深深地吸引，好奇书中的场景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可看银幕上的场景时，你绝不会好奇它读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好的小说家的确会致力于让他们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但他们的努力往往为形式所限。无论天赋几何，他们始终无法给读者提供一种真正可感知的体验。因此，我们这里要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一个故事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拥有这样的体验，那该怎么办？如果只有通过运用感知的手段（当然要与概念的手段相结合），它的基本要素才能被准确地呈现与理解，那又该怎么办？

提到这样的要素，《理想》中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凯伊·贡达那高贵的美丽，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美丽。这出戏的基础就是这种特定的美。这种美不仅属于女主人公，还属于一位迷人的银幕女神——从而令她得以成为数百万人的理想的化身。如果凯伊·贡达的这一特质不足以令人信服，那么这个故事就失败了。而关于这一问题，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感知的手段似乎可以轻松地战胜概念的处理方式。无论多么伟大的作家，当他用笔来描述女星葛丽泰·嘉宝或是年轻的凯瑟琳·赫本时，永远无法充分地传达她们那光彩照人的脸庞有多么完美（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可是，如果是在银幕上看到她们（也许没有舞台上那么清晰），观众只需一眼就能领会。（我之所以选择这两个例子，是因为她们是安·兰德最喜欢的女电影演员，而且嘉宝正是凯伊·贡达的创作灵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理想》也需要感知的元素。无论在哪一个版本中，这个故事都相当迅速地向我们展示了众多的人物——每一个都很典型，都代表着“人类背叛自己理想”这一主题的一个变体，每一个都出现在一个单一而简短的场景当中。这些人物都被刻画得能言善辩，但正是因为细节的匮乏，才需要如此的风格化。由于这种相对的简洁，在安·兰德改变作品的形式后，人物的特色并没有缺失太多，反而获得了一种重要的价值。由于人物出现的时间过短，我认为，单纯的描述无法传递令人信服的真实体验——例如，无法令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相反，在舞台上，就算一个小角色都能立刻令人信服；我们只需要注视着舞台，就可以看见并听到他或她的面孔、身体、姿势、步法、服饰、眼神、语调，凡此种种。

还有第三个因素。无论哪一个版本，《理想》都像安·兰德所定义的那样，只有故事，没有情节。（是她首先指出了这一点。）它的开头和结尾在逻辑上相互呼应，可是凯伊·贡达从一个背叛者到下一个背叛者的追寻过程，却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渐入高潮的合理进展。所以，或许安·兰德认为，作为一部小说，这个故事可能有点缓慢，可能读起来更像一系列静态的人物速写。相比之下，由于持续的身体动作，戏剧可以更加容易地展示一个故事的进展，哪怕它没有情节。当然，身体动作自身，在舞蹈以外的任何艺术形式中都没有美学价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某些情况下，它或许可以对一部作品过于静态这个问题有所帮助。

当然，以上几点并不意味着小说这一形式可以被轻视。在创造感知世界的过程中，小说获得了极大的自由。这一纯粹的概念本质，使它得以在多个方面创造并实现一种复杂性。而这一复杂性的伟大与有力是戏剧所难以匹敌的。如果说舞台上的凯伊·贡达更为真实，那么达格妮·塔格特[1]则并非如此；我们在书里看到的她远比一个讲台词的女演员更为真实。原因在于，要想充分理解她的本质与力量，绝不能单单依赖于她的对话以及可观察到的动作，还要依赖于我们从小说中那些不可感知的元素里得到的信息。举三个明显的例子，小说告诉了我们她的所思所想，她的过去，以及按照自然法则，无法搬上舞台甚至搬进电影的诸多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