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楼拜的鹦鹉（第5/6页）

在鲁昂的最后一天，我驾车到了克鲁瓦塞。天上正下着诺曼底雨，轻轻的，密密的。以前只是塞纳河岸边的一个背靠着青山的遥远村落，而现在已经被淹没在一片砰然轰响的港区。打桩机轰轰震响，起重机挂在你头顶，塞纳河商船穿梭往来。经过的卡车把不可缺少的福楼拜酒吧的窗户震得哐当哐当响。

古斯塔夫注意到并也赞赏东方人把亡故之人的房子拆掉的习惯；因此，也许他不会因他自己故居遭到毁灭而像他的读者、他的追随者那样难过。用受损麦子炼酒的工厂后来也被拆除了；一家大型造纸厂现在矗立在工厂原址，显得更合适。福楼拜故居所剩下的只是沿路走去几百码远的一座独层的凉亭：当作家比平时更需要独处时，他就会隐居到这座夏日用的房子里。现在看来，小屋简陋、没有棱角，但是至少它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外面平台上，一段长笛形柱状的树桩竖立在那儿，纪念《萨朗波》的作者。树桩挖自迦太基。我推开大门；一条阿尔萨斯牧羊犬叫了起来，一位白发苍苍的看门人走过来。她没穿白外套，而是穿着一件裁剪讲究的蓝色制服。当我开始用法语说话时，想起了《萨朗波》的迦太基译者们的特征：每一个人都在胸口文一只鹦鹉，作为职业的标志。而今天，玩金属地掷球的非洲人，在棕色的手腕上绘了一个毛的画像。

那座凉亭只有一间房间，方形的，房顶呈帐篷形状。这让我想起了费莉西泰的房间：“它的神气，既像一座小教堂，又像一个集市。”这也是福楼拜式的诡异风格：一个颇具嘲讽的组合——无足轻重的小玩意儿与庄严肃穆的遗迹并行不悖。展示的物品摆得很糟糕，我常常不得不跪在地上斜着眼朝橱柜里看：姿势虔诚，又像是一副在旧货店里寻宝的样子。

费莉西泰在她一堆杂七杂八的零碎物品中找到了慰藉，这些东西纯粹是凭借着主人的热爱而维系在一起的。福楼拜也一样，让琐事保留着带着种种问忆的芬芳。在他母亲死后的几年里他仍然有时提出要她的旧围巾与帽子，然后拿着它们坐下来梦游一会儿。到这个克鲁瓦塞的凉亭的访客几乎会有相同的感受：漫不经心地摆在那儿的展览品随意地捕捉着你的心。肖像，照片，一尊泥塑半身像；烟管、一个烟草罐，一把拆信刀；一只张着大嘴的蟾蜍墨水池；那尊站立在作家的书桌上的金佛陀倒是从未惹他气恼；一绺头发，自然，比在照片里的金黄色要深一些。

两件放在边柜里的展览品很容易错过：一只小杯子，福楼拜在去世前的一些时候从这只杯子里喝下了最后的一口水；还有一块皱巴巴的白色手帕，他用它来擦拭着自己的额头，这也许是他生命中最后的手势。如此普通的道具，似乎不够激起悲恸和感动，却使我感觉到自己在亲临一个朋友的死亡。我几乎感到尴尬：三天以前，我无动于衷地站在亲密的战友惨遭杀害的海滩上。也许，这是与那些已经死去的人做朋友的好处：你对他们的热情永远不会冷淡下去。

这时，我看到了它。在一个高高的食品橱顶端，蹲着另一只鹦鹉。同样是亮绿色。同样，一方面根据看门人的说法，另一方面，根据栖木上的标签，福楼拜在写《一颗质朴的心》时，从博物馆借来的正是这只鹦鹉。经允许，我把第二只露露拿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一只展示柜的角上，拿开了他的玻璃圆顶。

你如何将两只鹦鹉作比较？一只早已被记忆和比喻理想化了，另一只咯咯叫着闯了进来。我最初的反应是，第二只没有第一只来得真实，主要原因是它有着更为温和的神情。它的头在身子上方更直些，而且它的表情没有主宫医院的那只鹦鹉的表情惹人恼怒。于是，我意识到了其中的荒谬：毕竟福楼拜没有机会选择鹦鹉；甚至就是这第二只鹦鹉即便看起来陪着他会安静些，也许几个星期后也会让人烦恼起来。

我向看门人提到了真实性的问题。不难理解，她站在她自己的那只鹦鹉一边，信心十足地不理会主宫医院所说的话。我寻思着，是否有人知道答案。我寻思着，除了我在追究以外，这对别人来说是否有意义，而我早就轻率地把重要性的筹码压在了第一只鹦鹉上。作家的声音——是什么使你认为可以这么轻而易举地找到它？这是第二只鹦鹉发出的反驳。当我站在那儿看着这只可能并非真实的露露，阳光照亮了房间里的那个角落，使鹦鹉的羽毛黄得更加鲜明了。我把鹦鹉放回原处，心中想：我现在的年龄比福楼拜任何时候都要大。这似乎有些放肆；忧伤与不配。

是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死亡的恰当时候？对福楼拜来说不是；对乔治·桑也不是，她没有活到读一下《一颗质朴的心》。“我仅仅是为了她才开始写它的，只是为了让她高兴。她去世时这个故事正写到一半。因此这里有我们所有的梦想。”没有梦想，没有作品，也没有后来因未写完的作品而凄凉落寞，那样是不是更好呢？弗雷德里克和德洛里耶策划好的妓院之行，期盼的快乐，于是，多年后，他们有的不是行动的记忆而是过去期盼的记忆。也许，我们应该像他们一样，欣赏未达目的的宽慰？那会不会使记忆更加干净，不那么痛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