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福楼拜的鹦鹉（第4/6页）

当然，从一个重要方面看，费莉西泰与福楼拜则全然相反：她事实上不善于言辞。但你会争辩说，这时就需要露露登场了。鹦鹉，这个故本章中有时将指涉译成“相关性”，方便读者理解。能说会道的动物，这个能发出人的声音的尤物。费莉西泰把露露与赋予人们语言的圣灵相混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费莉西泰+露露=福楼拜？不完全是；但是你可以说，这两者之中都有他的存在。费莉西泰包含着他的性格；露露包含了他的声音。你会说，鹦鹉能聪明地发声，但没有思维能力，因此他是纯粹的语言。如果你是一名法语研究人士，你也许会说，鹦鹉是un symbole du Logos。作为英国人，我急忙返回到有形的物质上：回到我在主宫医院里见到的那只体态娇美、自鸣得意的生物那里。我想象着露露栖息在书桌的另一侧，像游乐场镜子里的一个嘲弄人的影像，回望着作家。难怪它在那儿嘲弄了三个星期，惹得作者十分恼火。作家是不是远远胜于一只老辣的鹦鹉？

也许，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关注一下小说家与鹦鹉家族成员的四次重要的相遇。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福楼拜家一年一度在特鲁维尔的度假期间，他们经常会去拜访一位名叫皮埃尔·巴尔贝的退休船长；我们听说船长家里有一只华美的鹦鹉。1845年古斯塔夫去意大利旅行途经昂蒂布，他遇见一只病了的长尾小鹦鹉，它成了他日记中的一段内容；这只鹦鹉常常小心翼翼地停在主人轻便手推车的挡泥板上，晚饭时会被带进家里，放在壁炉上。写日记的人注意到，人与宠物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奇怪的爱恋”。在1851年，福楼拜取道威尼斯到东方旅行，回来时，他听到一个镀金鸟笼里有只鹦鹉在大运河上空正在模仿着船工的吆喝声:“Fàeh, capo die”在1853年，他再次到特鲁维尔度假。他与一位药剂师住在一起，发现有只鹦鹉不停地尖叫：“ As-tu déjeuné, Jako”与“Cocu，mon petit coco.”这让他好不心烦。鹦鹉还发出“J’ai du bon tabac”的叫声。这四只鹦鹉是不是都是，或者说，部分是露露的灵感之源？在福楼拜从鲁昂博物馆借鹦鹉标本的1853年至1876年期间，他是不是见过另外的活鹦鹉呢？我把这样的事情留给专家学者们。

我坐在旅馆的床上；从邻近房间传来一台电话模拟其他电话的响声。我想着那只鹦鹉，它只在半英里远的壁橱里。一只厚脸皮的鸟，不仅令人疼爱，甚至还令人肃然起敬。写完《一颗质朴的心》后，福褛拜怎么处置了这只鹦鹉？他是不是把它放进橱柜后忘记了它恼人的存在，直到再想找毛毯时才又发现了它？当四年后，一场中风使他躺在沙发上奄奄一息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也许想象到一只巨大的鹦鹉盘旋在他的头顶——这时不再是接受圣灵的欢迎而是文字语言与他的诀别？

“我苦恼于自己使用比喻的倾向，而且一定非常过度。我被比喻吞噬了，如人们遭受跳蚤噬咬一样。我什么也不做了，而把时间全花在掐死它们上。”福楼拜运用语言得心应手，但是他也看到语言潜在的不足之处。记得他在《包法利夫人》中给出了伤心的定义：“语言像一面破锣，我们敲着这面破锣，奏出让熊翩翩起舞的曲调，同时我们一直希望能感动天上的星星，生出怜悯之心。”因此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小说家：他是一个顽强地追求至善至美的风格大师；或者，他是一个觉得语言存在着令人伤心的不足的人。推崇萨特思想的人赞成第二个观点：对他们而言，露露的无能体现于他只是在重复他所听到的词语，这就等于间接地承认了小说家自己的失败。鹦鹉即作家，他无力地承认，语言是可接收的、具有模仿性的、无生命力的东西。萨特自己指责福楼拜的被动性，指责他的on est parlé——语言被说的观点（或者说，指责他在这种观点中的共谋作用）。

泡沫的破碎是不是宣告另一个暗藏的指涉咕嘟咕嘟地死去了呢？在你读故事过程中，在猜疑自己是否过于陷入故事中的时候，也是你感到最脆弱、最孤独，也许也是最愚蠢的时候。批评家把露露看成语言的标志是不是错了？读者把主宫医院的那只鹦鹉视为作家的声音符号是不是错了——更糟的是，是不是太多愁善感了？那就是我所做的。也许，这使我变得与费莉西泰一样头脑简单。

但是不论你把它称为故事还是文本，《一颗质朴的心》在我脑中不停地回响起。请允许我引用大卫·霍克尼自传中的温和但也许并不明确的话：“这个故事真的感动了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能深入并真正使用的主题。”1974年，霍克尼先生创作了两幅蚀刻画：一幅是漫画版——费莉西泰对去国外的看法（一只猴子用肩膀杠着一个女人偷偷跑了），还有一幅是费莉西泰与露露一起睡着了的宁静画面。也许他以后还会创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