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第2/9页）

到第二天早上，他们便哭着走了，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偷越边境，已经不愿做任何冒险。他们只是对我说，英国和联合国组织不会听任不管的，一切将会归还回来，他们又能回到自己的别墅和家庭去……我则等了一天，两天，然后一个礼拜，才得到从布拉格来的消息，说所有百万富翁都去了收留营。这是坐落在悬崖下圣·杨小城的一所大修道院，培养未来牧师的一所神学院。如今这些学生已经搬出去。于是，我决定要去为我的百万富翁身份作一番争取。就在县里来人的那一天，他们委婉地通知我说，人民委员会虽然没收了我的断裂旅馆，一切财产权转到人民手里，但眼下我还是旅馆的一名管理员。我一肚子怨气。我知道这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儿，准又跟兹登涅克有关。我立即前往县里找到兹登涅克办公室。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苦笑着，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什么公文当着我的面撕掉了，并对我说他是个人担着责任来撕掉我这份材料的，让我别再惦着这旅馆啦，说这算是他对我曾经因为在火车站看表而代替他进了牢房的一种回报。我却对他说，我可没有指望他这样，还说我本以为他是我的朋友，可他却与我作对。因为我是一个一生什么别的也不想要，一心只希望有个旅馆，成为百万富翁的人啊！我离开他那里，到晚上我便站在灯火辉煌的原来的牧师培训学校大门口了。门口站着一名挎枪的民兵，我向他报告说我是一位百万富翁，断裂旅馆的经理，想要同这里的指挥官谈一件重要事情。这个民兵拿起电话，过一会儿就让我进了大门，然后到了办公室。里面又坐着一个民兵，可没带枪。在他面前摆着一份名单，一些文件和一瓶啤酒，他一直举着瓶子在喝酒。等他喝完了这瓶，又从桌子底下的啤酒箱里掏出一瓶，他打开盖子，像得了口渴病似的大口大口地喝着。我问他是不是还缺少百万富翁，说我没得到通知，其实我也是一名百万富翁。他看看文件，铅笔沿着人名走了一趟，然后对我说我不是百万富翁，让我放心回家去。可我说这一定是弄错了，我是百万富翁。他却抓着我的肩膀，将我带到大门口那儿，推了我一下，并大声嚷嚷说：“我的名单里没有你的名字！那你就不是百万富翁！”我掏出储蓄所存款单来，指给他看我的存款单上有一百万零一百个克朗十个哈莱士，并得意地对他说：“瞧，这是什么？”他瞅了一眼这存款单。我央求他说：“您总不至于再把我撵走吧？”他于是发了善心，将我带进这所神学院，宣布我为被拘留者，并写上了我的生辰年月日和各种有关情况。这所原来的神学院的确有些像监牢，像兵营，也像一所专住贫困大学生的宿舍，只是在走廊的每个拐弯处，两个窗子之间的地方都挂着耶稣受难像，夹杂着圣人故事图，而且在每一张挂图上几乎都表现着一种苦刑，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画家们把这些图像画得很逼真，在这些图像的衬托下，让这四百名百万富翁四人一间或六人一间地分别挤在这些牧师小单间里，简直是再滑稽不过了。其实我也有思想准备，以为这里跟我在战后坐的那半年牢一样少不了恐怖手段和敌意，可恰恰相反，在这所圣·杨神学院里，可说是一部滑稽荒诞作品。在这修道院的餐室里有这样一个“法庭”，进来一批带枪的民兵，肩上斜挎着一条红布，他们的皮带老往下掉，他们的制服也不合身，仿佛是故意让大个子穿套小衣服，小个子穿套大制服，他们干脆不扣扣子敞着穿。审判是这么进行的：百万富翁每一百万判一年。我被判了两年，因为我的资金资产共估为两百万克朗。那位体育用品厂厂长判了四年，说他有四百万产业，什罗贝克经理判得最多，十年，因为他有一千万克朗。但最大的困难是不知这些刑期和个人履历该用一个什么表格来填写，再一个大难题是晚上清点我们的人数，因为每晚都有人缺席，原因是我们常常跑到隔壁村子里去打罐装啤酒，还有一个原因是看守我们的人经常喝得醉醺醺的数不清数，即使他从下午就开始点数，可还是点不清。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十人一组的点数法。每数到十，守卫中间就有一个人拍一下巴掌，另一名守卫便丢下一块小石子，免得数到最后不够数，如不够数，就将这块小石子也数进去凑成十个。尽管我们全都到了，但是每一天数出来的数字不是多了就是少了。但多次都是注上与这些被拘留的百万富翁人数相吻合的数字，大家也就松一口气。有一次，四个民兵端着几箱大罐啤酒来了。为了不点错人数，新的老的又重数一遍，且按照百万富翁的财产多少来分发，多一百万克朗多发一份……虽说这是一个拘留所，可没有栅栏，大门口坐着民兵，百万富翁们通常进花园和从那儿回来都必须再绕到前面经过这扇大门，每次都由民兵来开门，然后关门上锁。可修道院四周既没围墙也没篱笆，虽然民兵们也想通过花园抄近路，后来大概觉得不大合适，就又绕到大门那儿。他们是带着钥匙穿过花园绕到大门口的，打开门，进到大门里锁上门，然后再到宿舍。最大的麻烦是伙食问题，但也用不着多费心思，因为队长和民兵都乐意跟百万富翁们一块儿吃饭。这些百万富翁将民兵营里送来的饭菜拿来喂猪，这些猪是那个假牙厂厂长买的，最初是十只，后来增到二十只小猪，大家都盼着过宰猪节哩！因为有些被拘留者都曾经是大屠夫，他们答应做顿特别的美味给大家享用，惹得那些百万富翁都舔唇咂舌的，纷纷出谋献策，筹划着如何用猪肉来做特色菜。后来，这里的伙食便不像是在一个普通神学院做出来的饭菜，而像一个富裕的修道院里煮出来的饭菜，像得了十字架奖章的神学界人士吃的美味佳肴了。要是哪位百万富翁的钱花光了，民兵队长就派这个百万富翁回家去取钱。最初还派一个化装成普通老百姓的民兵跟着他去取，到后来被派去的人只需发个誓，说绝不擅自逃跑，便可自己到布拉格的储蓄所去取钱，从他的一百万或几百万的存款中取些钱出来，因为队长给了他们一个“该款用于公益事业”的证明。于是，在这个集体宿舍里，就有了经民兵队长批准的菜谱，并让其提出有益的意见，因为百万富翁们已把民兵们看做自己的客人。在修道院餐室里，百万富翁们和民兵们坐在一起用餐。有一回，百万富翁特纳拉被允许到布拉格去叫个乐队来，一个四重奏、维也纳式的小乐队。当出租汽车将小乐队运到这里时，已是半夜，大门都关了，只得把门卫叫醒，可门卫睡得迷迷糊糊的打不开大门。那百万富翁只得从大门旁边经过花园走到大门里面，拿到钥匙又转到门外，然后打开大门。可那钥匙有毛病，打开之后又没法将大门锁起来，他只好又转到大门里面，从里面锁上大门，再把钥匙交还给门卫……我当时就想，可惜兹登涅克不是百万富翁，他要在这里可就如鱼得水了。那他不只会把自己的钱，而且也会把那些富有幻想的百万富翁的钱经他们同意拿来花个痛快。一个月之后，所有服刑的百万富翁都晒黑了，因为我们总在山坡上晒太阳，而那些民兵却一个个脸色苍白，因为一来他们总在大门里面，二来老得写情况报告。他们成天坐在这些小房间里连个名单都列不清楚，因为像诺瓦克、诺维这样的名字就有三个，而且他们老得全副武装，那枪支和子弹带老往下滑，叫人很不舒服，同时他们还得老用橡皮擦掉和重写那些情况报告单。到后来，每个旅馆经理各一份，像列菜谱似的。在这个天主教办的学校里还留下一个牲口棚，里面养了十头母牛，从它们身上挤出的奶还不够早上掺咖啡的。这里发的是白咖啡，按照什罗贝克从维也纳萨切尔咖啡店学来的方法往里面加点罗姆酒。于是，油漆颜料厂厂长又买了五头母牛，牛奶才算够了。有些人不爱喝白咖啡，早上只喝一杯罗姆酒，或者直接拿着罐子喝酒，是那种大肚罐儿，他们有时还在夜里吃东西，以消磨夜里的时光。每月一次的家属探望可真棒！民兵队长买了几根晾衣服的白绳子，圈成一道想象中的围墙，绳子不够了，就接着用鞋跟画道线，用这绳子与白线将学校与外界隔离开。百万富翁们的老婆与孩子们带着一袋袋食品、匈牙利腊肠和外国公司的罐头来到这里。尽管我们装成可怜巴巴受苦受难的样子，可仍旧不像，因为我们一个个红光满面的，气色很好。如果有人弄不清实情，还以为那些来探望的人是囚禁者，牢房在外面哩！因为看得出来，家属们不能像这样一些百万富翁那样适应这里的拘留生活。送来的东西吃不完，我们就与民兵们分着吃。他们什么都爱吃，于是去劝说队长同意每个月的探望由一次改为两次，也就是半个月探望一次。后来发生了这么个情况：如果凑到一块儿的钱不到三万五万，队长便允许我们中一些有专业知识的人，到我们所在的这座修道院的图书馆去挑选一些珍贵的书籍，用汽车运到布拉格的旧书店去卖掉。我们常在这座修道院旁边的小山坡上晒太阳，睡午觉，后来我们又想起可以将原来神学院学生的床上用品、睡衣及服装拿出去卖掉。可这个算盘几乎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那些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早已知道了这一点，他们早就把那些漂亮的床单以及用山区纺织厂织出的布做成的睡衣找出来，连同十二打漂亮的毛巾什么的用箱子装走了。这些东西仓库里多的是，因为从这里毕业出去的未来牧师都得有一整套装备，没有一个人去监督和检查这事儿，恰恰相反，被民兵和百万富翁们利用上了，还说卖掉这些东西是为了不至于在这百万富翁收留营里发生什么传染病，比方说霍乱或者痢疾、伤寒什么的……后来，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连百万富翁也开始有了休假日。民兵们很相信我们，知道我们不会逃跑。要说逃跑，只发生过两次，还带回来一位也是百万富翁的熟朋友，他想摆脱家庭，到我们这儿来休息一下。民兵们脱下制服换上便装，而我们却换上了民兵的制服，由我们自己来看守自己。每当我们这些被拘留的百万富翁得到在星期天或从星期六到星期日值班的任务，我们都欣喜若狂。因为这往往是一场连卓别林也想不出来的滑稽剧。整个下午，我们都在演出一场“废除百万富翁收留营”的戏。化装成民兵的百万富翁特纳拉担任门卫队长，他郑重宣布拘留营被废除，百万富翁们可以回家了，可是百万富翁们却偏要往里钻。化装成民兵的百万富翁就劝他们出去，说外面如何如何自由，在外面用不着受民兵的气和过苦日子，可以享受百万富翁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由民兵化装成的百万富翁们根本不愿听这些话，于是化装成民兵队长的百万富翁特纳拉便采取强行废除收留营的措施。我们这些化装成民兵的人将那些化装成百万富翁的人，从拘留室里拖出来。那些有过八百万一千万财产，在这里要待上八年十年的百万富翁，到处寻找开大门的钥匙，可找到后又无法从里面打开大门，于是就绕到前面大门外把门打开。大门打开之后，他们又从原路绕回到大门里面。我们大声笑着，看着假民兵们怎样押着假百万富翁们走出大门，收留营的大门在他们身后徐徐关上。假百万富翁们一直走到小山坡上，当他们环顾四周，就又改变主意走了回来，一个劲儿地捶打大门，这些假百万富翁们跪着请求化装成民兵的人给他们提供避难所……我也跟着在笑，其实我心里笑不起来，因为我虽然跟百万富翁们待在一起，但我实际上根本打不进他们的圈子。尽管我甚至和什罗贝克经理睡在一间房子里，他对我却像对一个陌生人一样，我甚至没法将一把掉到地上的勺子捡起来交给他。我拿着勺子，在他面前举着，站在我们食堂里，就像几年前我端着酒杯，谁也不肯跟我碰杯一样。饭店经理去找了另一个勺子来喝汤，用餐巾布将我摆在他刀叉旁边的那个勺子厌恶地一推，掉到了地上。大家都看着这经理先生用脚将那勺子踢得离自己老远，一直弹到置放牧师袍的修道院餐桌底下……我虽然也在笑，可我真的没什么可开心的，因为只要我一谈起我的百万家产，谈起我的断裂旅馆，所有百万富翁便不做声了。他们的眼睛瞅着别处，不承认我的那两百万元家产。我明白了，他们虽然容忍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但又觉得我不配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因为他们那些百万富翁早已有了他们的数百万之财产，在这场战争以前就有了，而我却是一个发战争财的家伙。他们不仅不愿意，而且也不可以接受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因为我同他们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像我曾经梦想过的那样，若是大公把我提升到贵族阶层，封我为男爵什么的，我同样成不了男爵。因为其他贵族不会接纳，就像百万富翁们不能友善地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分子一样。恰恰相反，一年前，当我还游离在外面，我还能抱着幻想，认为他们总有一天会接纳我为他们中的一员，我甚至坚信，作为断裂旅馆的经理，我和他们的地位相当，他们会向我伸出手来，与我友好地交谈，可这一切只是表面看来如此罢了，正好比是每个富翁都竭力想取得某个旅馆或酒楼服务员领班的好感，甚至求他多倒一杯酒，以便能与这领班碰个杯，可假如这个富翁在大街上碰见自己的服务员领班，那他是不会停下步来与他交谈一下，也就是寒暄几句的，而跟别的旅馆的餐厅服务员领班或老板搞好关系，这倒是非常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他端来的饭菜酒水的好坏，服务的周到与否，彼此碰杯的一句祝酒词，几句好听的话，就能赢得他对你的隐私的缄默……而且我也知道，他们的百万家财是怎样得来的。他们像布朗德斯先生让职工常吃土豆面疙瘩那样节省每一个小钱，又像他们在拘留营里将那些上好的毛巾、床单塞到箱子里带出拘留所的大门，拿回家去一样。并非他们需要这些东西，而是他们百万富翁的本性不允许他们放弃摆在他们面前任何一点获利的可能性，或者让他们得以训练一下自己，如何凭空得到这些给未来牧师们预备的漂亮东西。派给我的活儿是照看这里的鸽子，这里留下了两百对信鸽。队长让我给这些鸽子打扫鸽舍，给它们准备饮水和谷秕……每天午饭后，我都推着辆小车到厨房里去取剩饭剩菜。我差点儿忘了说一件事儿：民兵队长肉吃得太多，于是想换换口味吃土豆饼，后来又想吃李子煎饼，就是撒奶酪碎末和浇酸奶油的那种。开缝纫厂的百万富翁巴尔达正赶上有家属来探望，就向民兵队长推荐说他老婆来自农村，可以到这里来当厨师专做这些面食。于是，我们这里就出现了第一名妇女。说是因为我们都吃肉过多，于是又有三名妻子来到拘留所，三位百万富翁夫人加上面食大厨巴尔达太太。自从释放了那些证明自己有奥地利和法国国籍的百万富翁的时候起，便空出了十个小房间。于是，百万富翁们又想到可以将这些房间租给他们的老婆住。她们可以每个礼拜来探望一次，因为如果有人结了婚，却不让他与自己的合法妻子同房，这是不人道的啊！于是，每次都换十名漂亮女人来这几间小屋里住。后来我甚至发现，来的并不是他们的老婆，而是从前的酒吧女郎。我自己就认识我从前的两位饭店顾客。已经有些年份了，可她们仍然那么漂亮，就是每逢星期四到巴黎饭店去供那些资本家老头们摆弄作“体检会诊”的那些美女……可我还是喜欢我的那些鸽子。这两百对鸽子可守时哪，一到下午两点，就都停在修道院的屋脊上，从这里可以一直望到厨房。我每次都推着车子从这厨房里走出来，车上放着两袋谷秕和装满土豆以及剩菜的锅，而我这个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人，正在喂养这些谁也不肯喂养的鸽子，这活儿不适合百万富翁们白嫩的手。我必须在敲过两点钟之后立即出门。要是不敲钟，赶上晴天，那就视阳光照射到修道院的墙壁而定。我一出门，四百只鸽子一齐飞下屋脊，直朝着我冲来。黑压压的一片影子，加上羽毛和翅膀的扇动声，仿佛从口袋里撒出面粉或盐粒的声音。这些鸽子纷纷拥挤着蹲在我的小车上。小车上若挤不下，就蹲在我的肩膀上，落在我头顶上，它们的翅膀在我耳边扇得呼哧直响，几乎把我挡得什么都看不见了，仿佛我被裹在一条巨大的拖地长裙里。我被这条由扇动的翅膀和八百只黑果般美丽的眼睛组成的拖地长裙，遮得严严实实，我得用两手抓住辕杆。百万富翁们看见我埋在鸽子堆里那副样子，都开心得哈哈大笑。我得一直这样将车子拖到院落里，鸽子们便开始大啄起来，一直啄到两只口袋空空如也，几个平底锅像被洗过一样干净为止。有一回，我出门晚了点儿，因为队长在有滋有味地喝着锅里撒了硬奶酪渣的意大利汤，我必须等他腾出那口锅给我。我刚一听到大钟敲过两下，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大群鸽子就已从敞着的窗口飞进厨房。一只不差，足足四百只，把厨房里的人都包围起来，撞掉了拘留营大队长手里的勺子。我只得赶快跑出来，鸽子们在土台上将我团团围住，用它们温柔的鸟嘴轻轻地啄我。我用双手捂着脸和头逃跑着，鸽子们追在我后面，停在我身上。我坐下来，看着自己如何处在鸽子包围之中，它们在我身上亲热地蹭来蹭去。我对它们来说，犹如赐给它们生机的上帝。我回头看看自己的影子，现在我看到自己如何被上帝的使者们——鸽群包围着，仿佛是位圣人，仿佛是苍天大老爷的意中人。这时，百万富翁们却在笑话我。我听见了这笑声、喊叫声和议论，可我仍旧沉湎于鸽子使者们的抚爱之中。现在我相信，不可置信的事情又成为了事实，我即使拥有一千万克朗、三个旅馆，也换不来鸽群对我的这般亲热，这是苍天直接派来的。苍天大概对我格外疼爱，就像我在神龛画和装饰着耶稣受难场景的图中所看到的。只可惜我曾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心只想着成为百万富翁。即使我已拥有两百万元的财产，是双倍的百万富翁，可我却永远都不能如愿以偿得到人们的真心承认。我第一次看到，这些鸽子是我的朋友，预言着那仍旧在等待我的一种信息，如今出现了像索尔一家人碰上的那种事情：当他从马背摔下来时，上帝在他的面前出现了……我拨开了八百只鸽子翅膀的拍打，像从柳树枝间跑出来一样，从晃动着的羽毛中跑出来，拉着装有两袋谷秕和剩菜锅的小车。鸽子们又蹲在我身上，我就在这些拍打着翅膀的大群鸽子的护送下，拉着车朝院子走去。半路上我还遇到一个梦中奇迹：兹登涅克在我面前出现了，不是以一个政治干部的身份，而是作为当年在宁静旅馆的那位餐厅服务员的领班。记得有一次赶上假日，我们一道出去散步，在一片白桦小林子里，看到一名小个子男人吹着哨子在树林里飞快地跑动。他一边吹哨，用手指着什么，推开树林，并对它们嚷嚷说：“您又在干什么呀，希哈先生？您要是再犯一次规，就得罚你下场了！”说着，继续在树林中跑来跑去。兹登涅克看得很开心，我始终不明白那人在搞什么名堂。到了晚上，兹登涅克对我说这是一位足球裁判，名叫西巴。那时，谁也不愿给斯巴达对斯拉维亚这场球赛当裁判。当一天到晚都在招募人去当裁判，而谁也不肯去时，西巴先生就说他去吹哨子……他在白桦小树林中演习裁判，跑来跑去，假设这些白桦树打球犯规，他指责它们，还威胁布尔克、布拉英说要罚他们下场。他对希哈先生嚷得最多，说只要他再犯一次规，就要罚他下场……这天下午，兹登涅克从轻度精神病患者医院找一些该去小村庄透透气的病人，将他们装在一辆大轿车上。因为正赶上当地过守护神节，因此这些穿条子衣服、戴硬礼帽的轻度精神病患者可以坐旋转木马，打秋千玩。兹登涅克在饭铺里给他们买了带开关龙头的大桶啤酒，还借来些半公升的容器，将他们拉到白桦小树林里，拧开啤酒桶让他们喝。西巴先生在白桦林中奔跑着，吹着哨子，疯子们看着他，后来居然明白了，并给比赛双方加油。他们大声嚷着，喊着斯巴达和斯拉维亚球队所有名角的名字，到后来，他们甚至看见布拉英踢着了普拉尼切克的脑袋，他们大声嚷嚷着一直坚持到把布拉英罚出球场才罢休……到后来，当裁判西巴三次推开希哈，三次向他提出警告时，便不得不罚他离开在耶兹贝尔这场激烈的球赛。疯子们齐声喊叫。我们喝完这桶啤酒时，不仅他们，连我也把这些白桦树看成了正在跑动的红色运动衣，而且都和小个子西巴先生跑得一样快。他吹一声哨子，疯子们将他扛在肩上走出球场，离开了这场裁判技艺高超的足球赛。一个月之后，兹登涅克将一篇关于罚下布拉英和希哈的裁判西巴先生的报道文章给我看，说由于他充满活力的哨子，挽救了一场球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