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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尔贝特·戈多伊的办公室里，紧张的气氛渐渐缓和。

殡仪馆老板应付完这几位从电视台来的、让他颇感压力的访客，消除了对自己的威胁，终于放松下来。戈多伊提醒自己，在把棺材卖给诺瓦克（或者不管他的真名是什么）这件事上他并没有犯法。自己怎么能知道这些该死的棺材会被用来犯罪呢？当然，他对诺瓦克两次来买棺材也有所怀疑，而且根本不相信对方编造的买棺材的理由。但是，能找到人做证吗？不可能！根本无法证明！

今天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一直在担心两件事。一件是销售税，前两口棺材他收了税钱但是没有申报，还有一件就是他篡改账目，这样，从诺瓦克那里收的1万美元就不算作收入了。如果被国税局发现，他们会找到更多的问题。这些电视台的人既然承诺不会告发自己的欺诈行为，他估计他们会遵守承诺。他听说过电视台的新闻记者就是通过这种交易的方式获取大量的信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看着他们工作的样子，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还有些兴奋。但是他也非常确定，如果周围有《周报》那些偷听的浑蛋，自己是不会说今天发生的事的。

“给我一张纸，”唐·凯特林指着桌子上剩下的两堆钱说，“这些是我们要带走的钱，我写一个收据给你。”

戈多伊打开桌子后面放零碎物品的抽屉，拿出一沓信纸。他正要关上抽屉，突然看到从便笺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上面留有他自己的笔迹。他一个多星期前把这张纸塞进去，直到现在才想起来。

“嘿，这里好像有什么！诺瓦克第二次出现的时候……”

“是什么？”帕特里奇突然问道。

“我说过他有一辆凯迪拉克灵车，另一个家伙开着。他们是用车把棺材带走的。”

“没错，你说过。”

戈多伊拿出便笺纸：“这是灵车的车牌号码。我写下来，放在这里，然后忘记了。

凯特林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可能是第六感。”戈多伊耸耸肩，“这有什么关系吗？”

“不，”帕特里奇说，“没有关系。无论如何谢谢你——我们会调查的。”他把纸叠起来放进口袋，但并不抱什么希望。他记得白原爆炸案中的日产商务车的牌照是伪造的，毫无价值。而且线索是要通过追查得到的，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帕特里奇的思绪转移到更加具体的报道工作上。他觉得他们部分或者大部分的发现，包括尤利西斯·罗德里格斯参与绑架的新闻，都必须在接下来的几天之内马上播出。CBA内部能够容纳的信息量是有限度的，虽然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运气一直不错，但是随时可能有变数。而且，他们是在新闻行业。帕特里奇想到接下来的报道进程，就感到非常兴奋，马上就开始考虑节目事宜。

“戈多伊先生，”帕特里奇说，“我们刚才可能有点儿误会，但是你确实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你觉得在这儿录一段影像，把你告诉我们的话再说一遍，怎么样？”

戈多伊对于上电视，而且是大电视台很感兴趣。但他马上意识到面对公众会给自己招来更多的问题，包括之前一直担心的税务问题。他摇摇头说：“不用了，谢谢。”

帕特里奇似乎读懂了他的心思，说：“我们没有必要说你是谁或者让你露面。我们可以进行‘剪影采访’，使用逆光，这样观众们就只能看到一个影子。我们甚至还可以改变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听起来，就会像是从咖啡豆研磨机里出来的一样，”凯特林接着说，“连你自己的老婆都听不出来。来吧，戈多伊，你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我们的摄影师就在外面，他绝对是一个高手，而且你还能帮助我们找回那些被绑架的人。”

“好吧……”殡仪馆老板犹豫地说，“你们能保证严守秘密，不告诉其他人吗？”

“我保证。”帕特里奇说。

“我也是。”凯特林附和道。

莫尼也说：“算我一个。”

凯特林和帕特里奇对视了一下，作为守信用的记者，不管结果如何，他们都会保守秘密。两人都清楚，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人可能会抗议保密，要求知道剪影的主人是谁。这就需要电视台的律师们来处理了，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相同的事件。

帕特里奇记得那是在1986年，全国广播公司促成了对巴勒斯坦一名恐怖分子的采访，这次机会非常珍贵但也引起了争议。后来，有很多批评家公然抨击全国广播公司，针对的不仅是这次采访，还有事先达成的电视台不公开采访地点的协议。甚至有一些媒体人也加入进来，很显然，这其中掺杂了某种同行间的嫉妒。在争论越演越烈之际，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现得非常恼怒，司法部也威胁要传唤和审问当时在现场的摄制组，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当时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被问起这件事时只是说：“我信仰新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