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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亚斯站起来，“扎列斯基先生，我在这里，正式代表汽车工人联合会告诉您，如果就是这种语言……”

“这种语言不会再有了，”副厂长说，“请坐吧，既然我们现在说到正题了，我建议你还是别老用‘说谎’这个词。”

帕克兰大失所望，砰的一声往桌面捶了结实的一拳。“我说不是编故事，就不是编故事。而且，那个孩子当时根本没留意我的话，至少在所有这些大惊小怪、小题大做之前没有。”

“他可不是这么说的，”伊利亚斯说。

“现在可能不是了，”帕克兰向扎列斯基诉说，“听着，马特，那个站错位的小伙子只是一个孩子。一个黑人孩子，可能也就17岁。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他动作慢，但是他在干自己的活儿。我有一个弟弟跟他差不多的年纪。我回家见到他时也会说，‘那小子呢？’没人会多想一点儿。这次的事情本来也是这样，直到另外那个人——纽柯克插手进来。”

伊利亚斯反复坚持说：“不过，你现在不是承认你说了‘小子’这个词了吗？”

马特·扎列斯基不耐烦地说，“好吧，好吧，他说了。咱们就在这一点上统一妥协吧。”

扎列斯基克制住自己，如同以往厂里爆发种族问题的时候一样。他本身偏见很深，对待黑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抵触情绪的。这是自幼在他出生的那个波兰裔居多的怀恩多特市郊耳濡目染形成的。在那里，波兰裔家庭都带着轻蔑的目光看待黑人，视他们为游手好闲、无事生非的不逞之徒。而反过来，黑人也讨厌波兰人，即便在今天的底特律，这种根深蒂固的仇恨依旧没有化解。扎列斯基出于工作需要，已经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本心；要管理一个有着这么多黑人工人的工厂，你可不能流露出半点儿偏见，至少不能经常显露出来。就在刚刚，伊利亚斯讲完最后一段话之后，马特·扎列斯基不禁想要插嘴：就算他喊了“小子”，又能怎么样？这有什么区别？领班叫他去，就让这小子复工不就行了。但是，扎列斯基知道，如果这么说，麻烦就又要重演了，而且可能会比之前更严重。他没有把这些话说出来，而是吼道：“重要的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呵呵，”帕克兰说，“我还以为我们说不到这段呢。我们当时已经基本上都把工位调整恢复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纽柯克那个大家伙出现了。”

“他也是一个黑人兄弟。”伊利亚斯说。

“纽柯克之前一直在流水线下面干活儿。他开始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听别人跟他说了一嘴。他就冲上来叫我‘种族歧视猪’，还下狠手打了我。”领班用手指着自己脸上的瘀青，从他进办公室以后，脸肿得更加厉害了。

扎列斯基毫不客气地问：“你还手了吗？”

“没有。”

“幸亏你还有点儿头脑。”

“我有头脑，好吧，”帕克兰说，“我开除了纽柯克。当场就叫他走人。在这儿，没有人在揍了领班之后还能逍遥法外的。”

“这事我们得再看看，”伊利亚斯说，“很多事情都要看情况，尤其是当时挑衅的情况。”

马特·扎列斯基用手捋了捋头发，他自己怎么就只有这么点儿头发。本来，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局面都应该交给厂长麦肯农处理的，但是他人不在这儿。他在10英里开外的员工总部开会，主要讨论的是“猎户星”这款即将投产的超级神秘新车。有时候，马特·扎列斯基感觉麦肯农好像已经退休了，不过离他正式退休其实还有6个月呢。

现在，这个“烫手山芋”就落到了马特·扎列斯基的手里，和以前一样，这也是一桩棘手的纠纷。扎列斯基根本不可能继任厂长，而且他也知道这一点。他已经被召去看过了自己的官方评估，那个夹着评估记录的皮革活页本永远都摆在生产副总裁的办公桌上。这样就方便副总裁在每次需要任命或者提拔新人的时候，翻开来做参考。马特·扎列斯基那一页，除了照片和其他细节信息，还写着：“此人安排在目前的管理岗位最恰当。”

全公司的要员都知道，这种装腔作势、虚情假意的官方辞令其实就是在说，“没你什么事了”。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这个人升到这个位置已经够高了，这个职位估计一直会是他的，但是不会再升职了。

按照公司规定，不论什么人的档案里被写下那样一条致命的结论，都必须告知本人。这也是为什么马特·扎列斯基一个月前就知道，自己再怎么升也不会超过现在副厂长的位置了。虽然在最初得知消息的时候感觉苦涩失望，不过现在他已经逐渐接受这个事实了。他也知道其中的原因，他的观念太陈旧了，属于穷途末路的那群人——管理层和董事会不想再把更高层的关键岗位交给他了。如今，厂里的高层很少有像扎列斯基这样一步步升上来的——从车间工人、检查员、领班、主管一直到副厂长。他起步的时候，没有工程专业的学位，高中没毕业就去参加“二战”了。但是战后，他用自己的士兵补贴，通过夜校拿了一个学位，之后就开始一路往上爬，他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欧洲堡垒等艰难险阻，活下来的人大多和他一样，充满雄心壮志。然而，扎列斯基后来才意识到，他浪费了太多时间，他开始的太晚了。那些强者，位于汽车公司梯队最顶端的——不论那时，还是现在——都是大学一毕业就直接进办公室的年轻人，初生牛犊，满腔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