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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星期后，十月初，对于安东尼奥来说，战斗也将结束。

这一天，天色渐暗，当天的战斗差不多结束了。

“外面可安静了。”身边的民兵说，“可能敌人正在撤退。”

“机会来了。”安东尼奥一边说，一边给来复枪装入子弹。

他走到山坡上的杂树丛里，举起武器。还没来得及开枪，他突然感到身体一侧传来一阵剧痛。他缓缓地倒在地上，无法喊叫或呼救。身边的同志大概以为，他只是被这坚硬的荒凉地带中遍布的石块绊倒了。安东尼奥觉得轻飘飘的，仿佛灵魂离开了身体。自己死了吗？为什么有个人俯下身来，用一种温和而模糊的声音询问一些自己听不懂的事……

安东尼奥苏醒后，剧痛让他难以承受。他几乎发狂，只能紧咬着手臂，不让自己失声喊出来。医疗帐篷中的麻醉剂氯仿十分紧缺，空气中到处是哭喊声。人们将仅有的白兰地用来麻醉这些男人。无论是霰弹造成的伤口还是截肢手术，伤者都迫切需要减轻痛苦。安东尼奥经历了与时空脱节的几天或是几个星期，然后，他看到自己被抬到一副担架上，放进了一节专为伤员改造的火车车厢。

过了一会儿，他从恍惚的状态中慢慢醒来，发现身处巴塞罗那。这座城市尽管仍在遭受猛攻，但还没有沦入佛朗哥的魔爪。火车从埃布罗河隆隆地开到这座北方城市，要将伤员带到安全的地方。车顶上鲜艳的红十字似乎在向空中盘旋的法西斯飞行员们请求怜悯。

安东尼奥康复的过程就像从黑暗到光明的转变。时间一周周过去，疼痛渐渐减少，呼吸越来越深，体力也与日俱增，仿佛一个缓慢却壮丽的黎明的到来。眼睛可以睁开一会儿了，他发现常在身旁来去的身影是几个女人，而不是天使。

“看来，你是真的。”他对握着他手腕试脉搏的少女说道。第一次，他感受到了她手指传来的凉凉的压力。

“对，我是真的。”她低头对他微笑，“你也是真的。”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她目睹生命的潮水在这具瘦骨嶙峋的身躯中起起落落。这里的大部分病人都如此。这与运气有关，更与护士们勤恳的工作有关。她们每天竭尽全力挽救病人，尽管越来越多的濒死士兵不断送来，病房已经人满为患。医疗补给的匮乏意味着很多人会不必要地死去，他们营养不良的身躯几乎无力抵抗感染。有些男人扛过了埃布罗河的冲刷，却在病床上被坏疽甚至伤寒夺去了性命。

安东尼奥对过去几个月的战事一无所知。再次回到这个世界后，他听到一些消息。埃布罗河战役结束了。十一月底，共和国的领导人终于撤回了所有残余部队，而三个月前他们就应该承认失败并撤军。在每个阶段，国民军的兵力与计谋都比共和军的更胜一筹，但共和军顽固地不肯承认战败，直到最后三万名共和军士兵战死疆场，还有至少三万名身负重伤。

病房里很少有安静的时刻。除了病人的呻吟，还有不断传来的炮火声。这里比战场要安静些，但外面炮声连连，雷鸣般的空袭声不时打断这里偶然出现的太平时刻。安东尼奥的神志日益清醒。听到这些声音，他开始沉思未来会发生什么。他每天都试着走点路，体力缓慢地增加，几乎可以离开病房了。几个月来，这里成了他的家。如果能回到真正的家，看到母亲，那该多好啊。

他渴望见到母亲，还有父亲。但这绝无可能。他也不可能重回部队，他的体力还很衰弱。

法西斯部队对巴塞罗那的袭击越发密集，安东尼奥被转移到了一间汽车旅馆，与一群境遇相似的人住在一起。他们都负伤了，身体变得虚弱，从战场上被替下来，但都希望有朝一日再次拿起武器——他们仍是战士。

一九三九年的新年悄悄来临，人们根本没有庆祝的理由。街道上弥漫着大势已去的悲凉。商店里的食物被抢购一空，燃油用尽，最后几句殊死一搏的口号在空荡荡的大街上回响。巴塞罗那遭到致命重创，无力回天。一月二十九日，法西斯军队长驱直入，占据了这座几已荒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