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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宴会有四道大餐，三百人参加，在粉红色的糖果条纹大帐篷下举行。结束后，詹姆斯和索妮娅坐着宾利车去克莱夫登。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他们就踏上了去毛里求斯的旅途。开头十分完美。

很长一段时间里，索妮娅都喜欢被宠爱、被照顾的感觉。她喜欢詹姆斯为她开门，喜欢他去罗马出差为她带回来的装在丝饰小盒中的绸缎内衣，从巴黎带回来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装在一层层小盒中的香水，从机场买的不太适合她的香奈儿和爱马仕的丝巾。打扮她，为她选择香水，这是詹姆斯从父亲身上沿袭的习惯之一。索妮娅的公婆理查德和戴安娜共同生活了将近五十年，因此这一手法女人一定喜欢。詹姆斯显然是这样推断的。

他们都有自己感兴趣的事业。索妮娅换到一家年轻的小公司，致力于制造业企业的公关事务，而非为城市银行的金融机构服务。她觉得私人生活中的银行家和律师已经够多了。但她不介意詹姆斯懒得改变工作形态。无论日夜，他随时都可能被电话打扰或处理伦敦、东京和纽约间的国际电话会议，这就是银行家为高薪付出的个人成本。索妮娅完全理解，从不介意他每周几次与客户吃饭。晚上在家时，除了读一读《投资人纪事报》或茫然地看几眼电视之外，他几乎没有精力做别的，极少的例外是偶尔去看电影，以及和索妮娅一起举办或参加的定期宴会。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他们拥有一切：工作都很不错，在旺兹沃思拥有一套稳定升值的房子，还有足够的空间养育孩子。他们之间的关系貌似很稳定，就像他们的房子和居住的街区一样。生活的下个阶段显然是当父母，但让詹姆斯恼火的是，索妮娅总是推三阻四。她开始找借口，为自己，也为詹姆斯。通常她会说现在不是好时机，不能让事业出现断层。但她不得不对自己承认，真正的原因没这么简单。

记不清从哪天起，丈夫的酗酒成了问题。也许没有确切的时刻。某一杯酒，某个酒吧，或詹姆斯回家的某一夜，都让她感觉他“喝得太多了”。也许是一场商务宴会或一个聚餐派对，也许就是他们上个星期举办的那次宴会，那时他们在巨大的桃花心木餐桌上摆出最好的瓷器和雕花玻璃杯，这些都是他们五年前举办婚礼收到的礼物。

她可以描绘出那幅情景：客人们站在他们冰蓝色画室中令人舒适的阴影里，一边端着细长的酒杯啜饮香槟，一边按照惯常的模式随意闲谈。男人们都穿得很正式，西装革履。女人们也有严格的穿衣准则：飘逸的裙摆、矮跟鞋，还有总是同时穿的“两件套”——戴上钻石首饰和一套叮当作响的手镯才合乎社交礼节。她们这代人优雅而随意的着装风格是柔美的，有些风情，却绝不风尘。

索妮娅想起交谈通常遵循的模式：先讨论何时能为孩子在幼儿园报上名，再说两句房地产价格又在下跌，还有听说社区最近新开了一家熟食店，接着简单说说附近街道上一桩可怕的车祸，然后男人们开始讲网上流行的黄色笑话，让气氛轻松起来。每次面对这种听到上句就能猜到下句的中产阶级的谈话，她都乏味得想要尖叫。她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共同点。

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样，詹姆斯迫切地想炫耀他收藏的大批古董葡萄酒。男人们在城里工作了长长的一周，早已疲惫，他们享受着那几瓶一九七八年的勃艮第葡萄酒。才喝了一两杯，他们的妻子就投来不满的目光，因为她们知道一会儿得亲自开车回家。

半夜时分，雪茄终于来了。

“来，来。”詹姆斯劝着，将一盒纯正的哈瓦那雪茄分给大家，“保证每一支雪茄都在处女的大腿中间揉过！”

尽管这句话男人们早已听过上千次，他们还是爆发出一阵大笑。

对于四十六岁的詹姆斯这样的保守银行家来说，这样的夜晚十分完美：安全、受尊敬，与父母享受过的夜晚完全相同。事实上，的确与老卡梅伦夫妇举办的宴会没什么不同。詹姆斯曾有一次对索妮娅说，他还记得小时候坐在楼梯平台上，从扶手之间窥视。他能听到从餐厅飘来的谈话片段和偶尔爆发的大笑。房门打开又关上，母亲匆忙走进厨房，又匆匆走出，将几碗汤或肉汁烩菜慷慨地放入餐车。这种窥探往往在客人离开前就结束了，宴会的欢乐都描绘在他的想象中。有时，索妮娅想知道，他父母是否会为夜宴后的残羹而吵嘴，或者他母亲会有多少次在凌晨两点才精疲力竭地爬到床上，在鼾声如雷的丈夫身边睡下。

上个星期，半夜过后客人们才全部离开。面对着令人沮丧的宴会残局，詹姆斯显得异常烦躁，索妮娅大吃一惊，因为与平时一样，在家里宴请城市银行的同事和他们爱尖叫的妻子，是他的决定。她不喜欢也不善于处理那些不能用洗碗机烘干的娇贵玻璃杯、盛满烟头的烟灰缸、沾满绿色水泥般残羹的碗、因洒上葡萄酒而污迹斑斑的桌布以及染上唇形口红印的白色亚麻餐巾。有人将咖啡洒在了地毯上，但没吱声，还有一把白色的扶手椅被泼了一摊红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