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格林伯格

日后，格林伯格夫人可能不下一百次地描述过电梯上这小小的一段路。在大厅稍稍等候一会儿后，五层楼，两分钟不到的时间，但却成为她有生以来最为揪心的时刻，命中注定的某个时刻。她后来不停地对自己说，她或许本可改变事情的发展，如果她能注意到路易丝喘着粗气，如果她没有因为睡午觉关上窗户和百叶窗。她在电话里哭了，女儿们根本无法安抚她。听到她认为自己如此重要，而且眼泪如此源源不断，警察都感到很恼火，他们只是干巴巴地说：“无论如何，这也不是你的错。”她向两位一直追踪诉讼的记者讲述了一切。她还要对被告的律师说，即使她觉得这个律师有点高高在上、漫不经心。在证人席上，她又会再一次重复。

路易丝，她每次都会说，路易丝那天和往常不同。她平常一向都是笑盈盈的、和蔼可亲，那天却站在玻璃门前一动不动。亚当坐在一级台阶上，发出尖锐的叫声，米拉跳着去撞弟弟。路易丝没有动，只是她的下唇在轻微颤抖。她的双手握在一起，垂着眼睑。第一次，她似乎对孩子们发出的声音置若罔闻。她一直是很在意邻居们的一个人，而且非常注意行为举止，这次却没有对孩子说什么。她似乎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

格林伯格夫人非常欣赏路易丝。甚至可以说，她很欣赏这个把孩子照料得令人嫉妒的优雅女人。米拉，那个小女孩，总是梳着整整齐齐的辫子，或者在脑后绾个髻，上面扎着头花。亚当似乎也很喜欢路易丝。“现在她做了这样的事，也许我不该再这样说。但是那会儿，我对自己说，他们运气可真好。”

电梯停在底楼，路易丝抓住亚当的领子。她把亚当拽进电梯，米拉哼着歌跟在后面。格林伯格夫人犹豫了一会儿，在想是不是要和他们一起上去。有几秒钟的时间，她在想自己是不是该假装回到大厅查看邮箱。路易丝脸色很差，这让格林伯格夫人感到有点不舒服。她害怕五层楼对她来说会显得过于漫长。但是路易丝为邻居留住了门，她贴着电梯尽头的板壁站好，将购物袋夹在腿间。

“她看上去像是喝醉了吗？”

格林伯格夫人很肯定。路易丝看上去是正常的。如果她想到……她肯定不能让路易丝和孩子们一起上去。那个头发油腻的律师对此表示嘲笑，她提请法庭注意，露丝有眩晕症，她还有视力问题。这位退休的音乐教师很快就要六十五岁了，她几乎看不见什么东西。再说，她一向在黑暗中、在灰蒙蒙的一片中生活。过于强烈的光线会造成剧烈头痛。正是因为这个，露丝关上了百叶窗。因为这个，她什么也没有听见。

对这个律师，她差点当庭就爆了粗口。她真想叫她闭嘴，真想打碎她的下巴。她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她实在是太有失体面了。从诉讼的第一天开始，女律师就说米莉亚姆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和一个“过于投入的职员”。她将米莉亚姆描述成一个因为职业野心而什么都不在意的女人，自私、冷漠，乃至于将路易丝推向绝境。参与听证的一个记者对格林伯格夫人解释说，发火也没有用，而且这只是“辩护的策略”。但是格林伯格夫人觉得这实在是太肮脏了，毫无疑问。

大楼里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但是格林伯格夫人知道，所有人都在想。她知道，夜晚来临，每一层的人都在黑夜中睁大了眼睛。她知道，他们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身体翻来覆去，扭来扭去，就是睡不着。三楼的一对夫妻已经搬走了。马塞一家自然再也没有回来过。露丝留下了，尽管梦中幽灵出没，尽管记忆中满是这叫声。

那天，午觉后，她打开百叶窗。就在这个时候她听见了叫声。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叫声。这是战争中人们发出的叫声，在绞痛时发出的叫声，属于另外的世界、另外的大陆。绝对不是这里的叫声。这叫声持续了至少十分钟，这叫声几乎是一气呵成，没有停顿，也没有话语。这叫声最后变得嘶哑，涕血尽下，充满愤怒。“叫医生”，这是她最后说的。她没有叫帮帮我，没有叫救命，但是她在难得的清醒时刻，重复着“叫医生”。

悲剧发生前的一个月，格林伯格夫人在大街上遇到过路易丝。保姆似乎忧心忡忡，她最后说了缺钱的事情。说房东一直揪着她不放，说她欠的债，说她银行账户上一直是赤字。她说啊说啊，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越说越快。

格林伯格夫人装出没有听懂的样子。她垂着下巴，只是说：“这个时代对所有人来说都很艰难。”接着路易丝抓住了她的胳膊：“我不是在乞讨。我能工作，晚上或者早晨都可以。孩子们睡着的时候，我可以做家务、熨衣服，你要我干什么我都可以。”如果不是路易丝把她的手腕抓得那么紧，不是她直愣愣地用一双黑眼睛盯着她的眼睛，仿佛谩骂和威胁一般，露丝·格林伯格说不定就答应了。不管警察会怎么说，她原本确实能够改变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