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坎坷（第3/11页）

但是，埃贡感到最焦虑不安的还是时间问题。首先，战争并没有把这个用不同形式效忠祖国的波罗的海青年摧垮。俄国在坦嫩贝格的失败，使他失去了与一些远亲、青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的联系。他同让娜回归故里的时候曾经见到过他们。俄国崩溃了，但不能同情俄国人的荒谬行为和贪污腐败。两年以后，“费利克斯”杀了拉斯普京，这对他来说无关紧要的，人们看到，他弟弟的死只是一个特殊事件。埃贡对家庭从来就没有很强烈的感情。他喜欢音乐，却得不到支持，因此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危机，他年轻气盛，便离家出走。后来，他又抱怨家里的人对具有自由思想的让娜太冷淡。随着西方与波罗的海各省通讯联络的减少，他们夫妇也成了生死不明的人物，几乎在地球上消失了。停战以后，随着德国几个旅兵力的入侵，以支持欧洲反对布尔什维克，同时为在东方重新获得在西方失去的势力范围，所以，那里的一切都乱了，就像一部闪着雪花的老电影。当地的人民聚众闹事，反对拥有土地的贵族，但有时候又因担心所产生的后果而迟疑不决；在里加，愤怒的群众把矛头直接指向浑身散发着金钱臭味儿的富有的日耳曼商人。人们时常群情激昂，但当饥肠辘辘的红色近卫军到来的时候，一些可怕场面也随之发生了，冯·威尔茨的突击队所到之处，粮食被洗劫一空。埃贡的驻伯尔尼公使团中的一些瑞典或英国朋友尽可能地向他提供了进行一次旅行的有关情况。自停战以来，尽管从波罗的海到这些动荡不安的地区具有危险性，但由于任何合法的途径和安全措施都不存在，因此也就变得容易了。进行这种冒险的，几乎还只是那些执行秘密使命的人、工商业者、负有双重使命的慈善家或牧师、记者或冒牌记者。埃贡成功地在伦敦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办了一些音乐会。他随身有各种通行证和签证，其中包括一本使用自己名字的瑞士护照（让娜和他刚刚获得了瑞士国籍），里面注明他是音乐家。还有一本假护照，所填写的是瑞士公民，但职业含糊不清，是做亚麻布生意的。他还有红十字会的一份安全通行证。但由于所处情况不同，安全通行证有时有用，有时也会带来麻烦；最近，有一些被怀疑搞间谍活动的志愿人员被关押在莫斯科。担惊受怕的让娜对此并不惊讶：她可能比丈夫更清楚，他因为不能参与这次世纪性的大冒险而感到痛苦。这冒险不是战争。他们一直厌恶战争。这冒险既有危险，也有有利条件；既有团结，也有友爱，向他们展现的是一个充满刚烈意志的人类世界。埃贡强压住自己的烦躁心情。让娜告诉他这个计划可行，可以使他与亲人重逢，起码可以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她一直认为，为了生活，就要进行各种尝试，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共同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肌肤相磨，泪水盈眶。在决定结婚之前，他们的德累斯顿之夜也是如此。在罗马，那次几乎导致他们关系破裂的丑闻发生之后也是如此。虽然让娜在性生活上将要经受长期的孤独之苦，但她具有自豪感，不会因此受到痛苦的折磨。有多少夫妻，即使关系正常或协和的夫妻，在共同生活二十年之后，还仍然会经常同床共枕吗？

“我很不忍心把你们三个扔在这里……而且，万一……”

让娜用手指放在他们俩的嘴之间。

“您不在，孩子们可能感到惆怅，但他们现在和将来会有他们自己的生活。至于我，我在这个我们共同生活的房间里，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她像所有身处同样境地的女人一样，反反复复地告诉丈夫务必要回来。他以为妻子睡着了（她没有睡），在黎明之前出发，以避免再说一些让人肝肠寸断的告别话。但是，出远门者几乎总是比留在家里的人更多一份活力和期盼。

在经过了几年战争之后重返伦敦、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给他的印象是生活又重新开始了；而且，他的音乐似乎比以前更得到了听众的理解。他对自身的安全感也增加了。但由海路到奥兰群岛的旅程漫长，而且要一直到达卡累利阿海岸下船，这就更增加了危险性，因为这要依靠当地人士的善意帮助。起初怀着猜疑心理的乘客，慢慢地相互靠近了，晚上在摇曳的灯光下聊天，表面上看来都是无拘无束的样子。过了奥兰群岛以后，海水中布满了水雷，水雷随着大浮冰漂移，但水雷爆炸的可能无助于人们敞开心扉。到处都是吹牛皮和老生常谈。另一些人的默不作声更让人感兴趣，但不知道他们的沉默是因为没有话可说，还是对其理想主义的计划或阴险的计谋守口如瓶。与埃贡同桌的有一位英国人，也是做亚麻布生意的，就如何通过边防线的问题给埃贡出了一些好点子。不过，这位英国人有些固执己见。埃贡刚一下船，就进入了泥炭沼泽地带，趁着春天的暗绿色之夜，摆脱了这位好心人。远处有一排排树干，可以看见有一些快熄灭的灯光。好像是一座旧农庄。还是误入狼口？即使铤而走险，也要勇往直前。但是，开门的是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和两个男人，从他们讲的方言判断，他们不是亲俄国的。他们本来不想收留外国人过夜，但他们是波罗的海人，同情之心还是有的。埃贡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座城堡，是属于——如果这个词用得恰当的话——乐瓦尔家族一个堂兄的。这里共有两座城堡，遭到敌人的两次破坏，现在是一个德国部队的军营，还筑有防护工事。这里距离当时还可以穿越的边境只有十五公里路程。德国人时不时地来这座农庄购买粮食。第二天黎明时分，埃贡跟着农庄的一个农民上了路。他们都背着军用面包。这些面包的价钱相当于一张安全通行证。到了一个悄无声息的地方，这位农庄农民把四个指头插进嘴里，学了一声尖厉的鸟叫。他与哨兵进行了交涉。这里很危险，随时都会招致不知道来自何处的碉堡的火力射击。但是他们幸运得很。埃贡见到了比他年轻二十来岁的堂弟孔拉德。孔拉德青春年少，一脸严肃沉思的孩子气。孔拉德努力回忆着埃贡的面貌，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他谈论音乐问题（他了解埃贡的名声）和法国先锋派文学。但根据新闻，事态发生了不利变化。如果英国和法国拒绝给予任何支持，冯·威尔茨将军的游击队将撤出库尔兰地区。战斗在里加周围继续进行着。孔拉德背诵着这份新闻公告，就如同背诵学过的功课。埃贡已经明白，小伙子不喜欢打仗，他没想到要拯救祖国（但是，还有祖国要拯救吗？）。孔拉德呆在那里是为了另一个堂兄弟爱里克。爱里克也是他的战友，他的榜样，他的偶像。爱里克在这个荒僻的地方指挥着三百名士兵，有波罗的海人，也有德国人。埃贡的未知探索会变成一次家族探访吗？爱里克走了进来。他像孔拉德和埃贡一样，也是金黄色头发，蓝眼睛，长脸膛，眉宇间一条威严的细皱纹。他说话口气果断，是一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