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逸事

与让娜断绝关系，并没有使米歇尔对巴黎产生反感。他还时常在冬天去南方作短暂停留。我没有陪他去。他只是去尝试一种新“妙计”，但没有成功。赌博的病毒不只寄生在蒙特卡洛。在巴黎，证券经纪人、交易所行情、透支贴现率，都对他产生了吸引力，以期填补自诺埃米去世以来明显出现的财源缺口。他想“搞商业”。这是可能的，但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假设，而他本人并没有搞过。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仍然爱着让娜，只要住得离她不太远就感到高兴，而且如果愿意，他打开镀金的铁栅门，就能看见塞奴斯奇大街。塞奴斯奇大街距离马勒塞尔布大道只相隔几幢楼房。但他没有那样做。

米歇尔在昂坦大街租了一套公寓。由于历史的变迁，昂坦大街改名为埃马纽埃尔三世大街，后来又改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街。公寓在二楼，房间宽敞。这座楼房现在已经被拆除了。我们的正屋与一条拱顶通道相通，外面朝向第一座庭院。第一座庭院里有黄杨树花坛。黄杨树修剪得很矮，形似百合花。这种布局可能体现了房屋主人的政治观点。有四个房间互相串联，在每个房间里都能看见这个四季常绿的花坛。其他五个房间都朝向第二座庭院，墙壁粉刷得略为逊色。庭院的四周是放杂物的地方，后来改为车库，米歇尔一反图舒适的常态，这次选择了那个显然是做客厅的主要房间，将带有天盖的床、写字台、两把皮扶手椅和几百本书籍全布置在里面。两把扶手椅放在壁炉旁边。

我的房间也对着那个庭院，相隔三个窗子。在我们来这里的前两天，对面那栋漂亮的楼房里发生了一桩丧事。死者是一家之长。我与两个保姆站在窗子前，听着锤子钉棺材的敲打声，真感到可怕。“好像是一个既有钱又有名气的人。”女厨子说。想象着这个既有钱又有名气的先生躺在棺材里的样子，不禁让人毛骨悚然。深夜，我被一个小男孩儿的呜咽声惊醒了。那实际是哭声。小男孩儿十三岁，是死者的儿子。我一直没有看见他，因为不久以后，他们全家都搬走了。我一个人站在黑暗里，也呜咽地哭了，然后又发疯似的笑，笑完之后又觉得羞愧。我难道没有良心？直到现在，我仍然很吃惊当时自己的反应。

对我来说，具有些许外省风情的巴黎不复存在了。住王宫饭店，在王后步行街和加布里埃尔大街漫步，去让娜家与克莱芒和阿可塞勒吃点心，玩游戏，所有这一切都是过眼烟云了。我们玩的是象牙棒游戏和跳鹅游戏。象牙棒很容易弄断，我们都屏住气，玩得很认真。（最后一次去玩的时候，看见花冠落在银水盆里游动着，我们也都屏住气。）我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她是一个长得干瘪动作呆板的布列塔尼女人。她当时不情愿地承认自己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她的光辉经历开始于教麦克-马洪元帅的子女学认字，在以后的二十年中，她又做了一个年轻子爵夫人的女伴。子爵夫人也是布列塔尼人。她患了脊髓病，早对她的女主人的弟弟默默地怀有一种纯洁的感情，女主人的弟弟也有同感。她把我带到糕点铺吃点心，她有时为了解馋，自己也要一杯香槟酒。她坐在小姑娘对面，用手绢擦着眼泪，点点滴滴地谈到自己过去的爱情。讲也是白讲。我不能理解，她这个被关节炎折磨得动作呆板的躯体，跟着我这个活泼的小孩儿是够不容易的；我也无法想象，这躯体里也曾有过一颗少女心。

除了算术，她什么也不教。她的算术也很差劲儿，因此，我后来不得不重新学。米歇尔教我语法，坚持让我在应用中学。英语与法语交叉着学，并用无穷无尽的阅读来充实。只要他晚上不出门，我们就读书。他给我读拉辛、圣西门、夏多勃里昂和福楼拜的著作。读阿纳托尔·法朗士的《诸神渴了》和洛蒂的《吴哥朝圣者》，还与莎士比亚的作品穿插着读。有时遇到不好给我读的段落，他犹豫一下之后，干脆跳过去；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读完以后他把书给我，让我自己看。他叫这位年已古稀的小姐带我在巴黎看一些名胜古迹。小教堂、克吕尼博物馆、无辜者喷泉和赎罪小教堂是我常去的地方。克吕尼博物馆里有古罗马公共浴池，里面阴冷。当我进去参观的时候，我的家庭女教师穿着紫色毛衣站在门口等我。荣军院的拿破仑皇帝墓当然也看。对这位小姐来说，这可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她的祖先属于王族，曾经在皇家军队效力。我父亲叫她每个星期带我去卢浮宫两次。我每次去都看不厌。在九至十一岁两年之间，一种既抽象又非常肉感的东西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对颜色、人体形态和希腊裸体画颇感兴趣，对生活也产生了乐趣和荣誉感。普桑的大树和克洛德·洛兰的小树林在我身上生了根；达·芬奇的圣约翰和巴克斯站在岩洞口，手指着一种微弱的光线，我不知道是什么光线；我非常喜欢从帕台农神庙的檐壁取下的小头像，我真想去吻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