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拾零（第3/8页）

再过几个星期我就七岁了。那是早期做领圣体的时期。圣让-卡佩尔私立学校的修女们给了我一些教育，后来本堂神甫的短期教理课也没有增加多少内容。这样的教育尤其告诫我，天亮以后不要漱口，当然也不可以不饿肚子。当睡醒的时候，我发现床头柜上有四分之一个苹果，便不假思索地吃了。但我做了一件错事，那就是有一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本堂神甫，吓得他差一点儿没病倒。那天早晨，只有我一个人领圣体。从一张已经发白的照片可以看出，我穿着白长裙，戴着白头纱，巴尔贝喜欢说这是婚纱。听她这样说，我先是笑了，然后又哭了，因为我认为这是嘲笑我。这些事我记不真切了。还有一件事，是请城堡附近的一些邻居吃午饭。这是一种上流社会的仪式，我第一次领到了半块用香槟酒浸泡过的饼干。第二年（也许是当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瞻礼厅的平台上颁发奖项的时候，我从校长的手里接过一顶用金纸做的桂冠和一大本介绍名人生平的烫金硬皮书。我肯定自己没有进过任何学校，也不愿意进学校，但一种冒名顶替的不公正行为开始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反感。幸好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找不到词汇对这种事下什么结论，但我有时感到激动，这可能比一个六十岁的男人或女人更出于本能。

如果还没有教会孩子循规蹈矩，就用习俗的做法放任愚昧，让他们糊里糊涂地接受成人的自私观念和个人意识，对某些事情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而在另一种场合却又满腔热情，这种做法再庸俗不过了。我在努力然而几乎绝望地搏斗着，其目的不仅仅是回忆那些只属于我本人的东西，而且还要避免想象童年时期的任何淡而无味的画面。这种童年，不是像因牙疼带来的烦恼而引起人们的虚伪同情，就是一味地迎合他人的心意。从本能上说，孩子不会与成年人沟通，孩子会敏锐地觉察到大人所说的话不是错误的，就是并不重要的。我很早就觉得，人们喋喋不休地对我所说的仁慈的上帝并不总是仁慈的上帝。巴尔贝对村子里发生的任何事都感兴趣，她告诉我，有些老太太咳嗽的时候用被子把自己捂着；我有一次看见一个穿着一身白的男孩儿被钉在一只箱子里，准备送往墓地。我看见一些动物被第一批汽车压死在公路上：上帝对被压死的动物不仁慈；上帝并不总是对人仁慈，或者只是高兴的时候才仁慈；我也不相信这个多疑的胡子拉碴的老头儿，他监视孩子，惩罚孩子，但当孩子乖的时候又奖励他们。或者说我还有点儿相信的话，那也是如同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因为这种相信是故意装出来的。有的人对保护和惩罚他们的创造者给予信任；有的人承认那些在万物和自己身上可以被称为神性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早就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可以肯定的是，悉达多王子不是在三十岁，而是从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过一名病人、一个残疾人和一具尸体，最可能的是他在三十岁之前一直对此缄口不语。简而言之，有的人认为上帝就是“一”，有的人相信这个“一”只是介于“无”与“所有”之间的一种表达形式，二者是有区别的。黑山的这个孩子与一个被八百万个神前呼后拥的日本年轻姑娘没有多大区别，人们根本不知道这八百万个神姓甚名谁；这个孩子同高卢-罗马的孩子也没有多大区别，后者与她生长在相同的地方，对森林和流水的内在力量也一样很敏感。

尽管大人做事生硬武断，目光短浅，然而孩子善于想象，使仍然具有生命力的神话得以不断发展。卡特山是一处圣地，周围住着许多苦修会会士，巴尔贝、胖马德兰和小马德兰每次攀登的时候都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一条路的旁边有一眼圣阿波琳井，井水能治眼病。我记得，我还用手从井里捧水喝。圣阿波琳相貌虔诚，但是牙齿被古罗马的一个刽子手砸掉，又粘在面颊上，牙龈上还钉着一根钉子。这块神奇的地方在比利时。保姆们和我都特别想去进行一次远征，她们能买一些走私货，我可以到圣井对面靠近马路的食品店买一个苏一块的巧克力。那家食品店因糖果卖得便宜而出名。圣约翰节那天，仪仗队列队站在黑山城堡的道路上。天使挎着篮子，花瓣撒了满地。我一直喜欢小鸟，因此又喜欢天使，相信天使是存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装扮成匈牙利的伊丽莎白，可能是因为教堂里装饰着这位圣女的一尊石膏像。我又看到了那顶玻璃珠子王冠、那件粉红色衬里的粉红色丝绒大衣，大衣上还缝了一簇真玫瑰花，因为怕我把玫瑰花拿在手里会掉在地上。我觉得有一个蒙着羊皮但裸胸的圣约翰塑像很漂亮；尽管我很少去圣让-卡佩尔私立学校，但我想，我每次看见的是他，这位科罗盖特先生，也许是村里的另一位老人。我是在南方过圣诞节的，马槽离棕榈别墅很近，还摆放着深底的餐盘，盘子里盛着浸泡过的种子，种子很快就可以长出野草；我读着对古代“阿多尼斯花园”的描写，不禁又回想起人们为了表示对维纳斯年轻情夫的敬意，以同样虔诚的方式培育出了繁盛的草木。蜡做的小耶稣还没有我的赛璐珞安德雷更逼真，但是，摆放在后景的牛和驴，圣诞之夜才出现的羔羊和牧羊人，这些创造物把山洞都塞满了。山洞是每个冬天用包装纸盒现做的。每年一月六日，人们久久期盼的三头披甲骆驼也到来了，为节日增添了光彩。我觉得三头骆驼比前往朝拜初生耶稣的三博士还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