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20（第2/3页）

乍一看，他的日子过得并不辉煌灿烂，倒有些轻佻放纵，然而却花尽了他的力气。无论在大事还是在小事上，他对他的家里人，外省的大资产阶级社交圈子，以及他始终遵从的高雅原则都作了让步，而有时候他也用跟他弟弟一样尖刻的语言去谴责外省的富户颟顸昏聩。在另外的方面，他同样表现出弱者怠惰性格的强大威力。他的父母，后来是他孀居的母亲大概曾经梦想着他在学业上精进不懈，一直上到大学。而他却没有这样做。接下来，他也完全可以从事一个有家学渊源的，在他看来也相当体面的职业，出人头地（“我一点也不经营我的土地，我不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我紧紧地攀住我自己的山顶”）。在婚姻上他也同样。这个浪荡子承认，他的舞跳得很平常，也不会说俏皮话讨年轻姑娘的欢喜，他拿眼前的表兄弟阿尔蒂尔作他的榜样，阿尔蒂尔很长时期对夫妇之间的欢娱裹足不前，到最后才娶了表妹玛蒂尔德，一位出自名门的可人淑女。后来，埃米尔跟一个参议员的女儿结了婚，让伊雷内夫人心满意足（“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也让她希望奥克塔夫学习这个好榜样。但她的希望落空了。当时的重重规矩把这件事反倒弄得复杂化了。奥克塔夫对一个思想很正统的老伙计承认，他跟“一个金发女郎”保持着恋情。那个规矩正经的伙计暴跳如雷，要求他如不斩断联系就立时把她娶过来。这两条道路大概他都没有考虑过。在这个道貌岸然的社会圈子里，心灵和情感上任何一点微妙曲折都没有立足之地。

他的幼弟，“那个可怜的孩子”在理智上迷失了方向，显然引起了家里人无休无止的争论，仔细阅读奥克塔夫的作品，就可以发现这些争论的痕迹。如今我们觉得，他有关雷莫的那本书出言过于谨慎，是个瑕疵。说到书中主角的最后一刻时，又用十分笨拙的语言来掩饰真实，简直成了败笔。据说奥克塔夫希望读者自会识破其中奥秘。压在奥克塔夫身上的禁令和忌讳一定是过于沉重，直到一九五二年，一位给诗人写传记的循规蹈矩的作者还推敲字句，用模棱两可的文辞来描写费尔南-雷莫，说他“在追逐他自己也弄不清的海市蜃楼”，一点也没有提起他的自由主义、和平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同时也瞒过了他成了家里人中的异端所引起的悲剧。就是这位传记作者对那本“小说”弃之不顾，那是唯一一部以他弟弟的信件为素材的作品，在里面奥克塔夫总算鼓起勇气，稍稍正面地对待真实。这样的安排并不令人惊奇：写传记的人时常这样对事实的本质避而不谈，或者不动声色地抹杀掉。起初，奥克塔夫出版了他的那本小小的书，只印了十册，也没有署名。接着，某些人很赞赏，他得到了鼓舞，又出了一百册，同样也是匿名的。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在这布满地雷的地域中他已经走了很远。要出版这部小心翼翼的作品需要一些勇气。

奥克塔夫·皮尔麦茨曾说过：“有些人在奇特的、不能实现的愿望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一种希望，不管多么不合常情，也都像情人似的，让人难以割舍。”这种以真实为目的的追求不可能实现，向他预示着结果是个悲剧，在他的思想里，这条路显然就是雷莫所走的；而对于美的追求，他觉得更像是他自己的探索。雷莫的朝圣之旅很快地就走上了年轻的希格弗里德的巡游之路，这个英雄曾擎着火把沿着森林中的小路去探险；而他的朝圣却成了一首悲壮的交响乐，缓缓地告终。在他个人的忧郁中再加上世界的痛苦这个让人不能忍受的重量，只有他对自己具备作家能力的信任才在某种程度上减轻其痛苦的程度。于是，他用严格的洞察力来剖析自己，早在一八六七年，他在给邦塞的一封信里就说：“我在这里承认，我一点天才都没有。我愚鲁笨拙。我从我身旁的人汲取思想。我背负着传统蹒跚而行，能够真切地说明我内心世界的语言还有待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灰心丧气的迹象不但没有减少，反倒增加了。他并非不了解，他本属于圣伯夫说过的那种缺乏天才的种族。他走到了他描写过的那条死胡同，在这个时候，这个囚徒在牛角尖里把自己憋死。

布鲁塞尔的各家报纸用尊敬的口吻宣布了他死亡的消息。《舆论回声报》简单明了地说：“他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布鲁塞尔新闻报》的口气更为明晰谦和：“我们的作家不多，他是其中一个。”地方性的报纸谈论得更热烈，连篇累牍地说到他“出身于本地区最高贵最受人尊敬的人家”，“有一位尊贵的，德高望重的母亲”，“有相应身份的本堂神甫为这个英年早逝和蔼可亲的作家主持了丧仪”，“贵族和神职人员中的头面人物和本区的老百姓”也参加了典礼。有人还告诉我们，村子里的合唱团还在这个业余音乐家的葬礼上唱了歌。一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是这个家的儿子，是个永远的年轻人，乐善好施的财主。当地的慈善机构为失去了他而感到痛惜。各篇悼词在宣读之前都经过丧家的筛选，怕的是悼词中把“可怜的奥克塔夫归入自然神论者，甚至唯物主义者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