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走向永恒之邦的过客 21

然而奥克塔夫也有他的巅峰，说实话这人地位卑微，来去匆匆，并且来自一个人们意想不到的地区。奥克塔夫仿佛只是远远地、居高临下地跟随着他那个时代比利时的文学运动。他曾经给德·科斯特提出过一些具有梯尔·欧伊伦施皮格尔老头儿那奇特天才的忠告，据说他也借给他了一些钱。但科斯特死时穷愁潦倒，他死前十五年就被遗忘了。至于《梯尔》，奥克塔夫否认其中有任何诗意，这并不公正，大概是因为那强烈的现实主义惹恼了他，再加上从那些文字中散发出一股叛逆的气味。年轻的乔治·罗登巴赫向他致敬；年轻的朱勒·代斯特雷来热情安慰，但都来得太晚：他已经要死了，他没有亲眼目睹比利时诗坛的百花争艳，他曾经为这小心翼翼地作过准备。他不敢肯定他的古典主义和稍稍过时的浪漫主义是不是受到这些象征主义者的重视。自然主义的小说家，大吵大嚷地千方百计要钻透这个在当时欧洲市侩习气最浓的一个国家，且不说这种做法时而会刺激他本人的神经，也会惹阿克兹的那些人不高兴。人们几乎不能相信，他这个虚幻影像的爱好者竟会十分喜欢卡米尔·勒莫尼耶那略嫌粗俗的肉欲主义，而这人隔着半个世纪的距离，正是劳伦斯的先驱。然而，勒莫尼埃出版的有关《雷莫》的那篇文章深深地感动了他。他觉得，他以及他的弟弟得到了人们的理解。当这个小说家被人诬告，与法院方面有了麻烦，评委拒绝颁给他不知是哪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奖，布鲁塞尔大学的年轻人为他开一次宴会来昭雪委屈树立荣誉。人家也邀请奥克塔夫出席宴会，他接受了邀请。但他在预定的日期以前的三个礼拜就去世了。一八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宴会如期举行，在缺席的诗人的座位上有一大捧野花作为标志。有关他的信息暗淡了。他对自己的评价尽管不完美，但也得到了某些人的赞同和接受。他本来可以接触到那种荣誉，人们把那叫作“幸福的青年时代”。

在让这两个阴影重新渡过冥河之前，我要向他们提出几个有关我自己的问题。然而我首先一定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经过了长时间一代接一代的直系和旁系先祖，对于那些人，我们除了他们的生卒日期之外一无所知，终于有了两个精神和肉体，两个声音，激烈昂奋或者相反，期期艾艾、欲言又止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两个生灵，我们有时听到他们的呐喊，有时听到他们在叹息。于是，借助家里一向残缺不全的纪念品，我描画出我的外祖母玛蒂尔德或是我的外祖父阿尔蒂尔的模样。此外，为了使他们的形象更加完整，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使用了我所知道的有关十九世纪一位虔诚的妻子和一位品行端正的封建领主的材料。相反，我读到的奥克塔夫和雷莫的某些作品书简却充斥着他们本人的性格，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里喷薄而出。

为了把这两个人物放在正确的背景环境之中，让我们观察一下一个小群体，比他们俩更伟大，或者说肯定更显赫，这些人也在那个世纪的同一个阶段“紧紧攀住他们的顶峰”。一八六八年，当雷莫正慑于普遍的罪恶，苦苦挣扎时，托尔斯泰正在阿尔扎马斯一个小旅店的破茅屋里，度过苦闷和豁然开朗的夜晚，这给他打开了仍然关闭着的门（或者那些门在他不知不觉的当儿已经微微打开了），这也让他成了一个比天才更胜一筹的人。一八七二年九月，当雷莫在列日仔仔细细地准备自杀时，兰波和魏尔兰一起坐船抵达英国，经过这个阶段，再坐火车到哈勒尔，终于死在马赛的一家医院里。如果他早两年信步走进沙勒鲁瓦的碧绿酒家，就可以跟这位头发乱蓬蓬、裤兜儿里揣着《醉舟》底稿、徒步从夏尔维尔的那个小村子走来的小伙子肩并肩地坐在一起了。我并不是在杜撰一个小说情节：那时，兰波这位狂暴的天使对给他送来一大杯啤酒的长着一对丰乳的女招待有特别敏锐的感觉，他一定不会认为那个衣冠齐整的先生是一位面色苍白的六翼天使。而在奥克塔夫看来，这个打量他的人只不过是个流氓阿飞。到一八七三年，魏尔兰在布鲁塞尔放了一枪，如果这声音传到奥克塔夫的耳朵里，他大概会以为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诗人之间的争执只是个低级下流的社会新闻，连在饭桌上谈谈都不值得。

一八八三年，离雷莫哥哥的死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瓦格纳患上了胸部的炎肿，一蹶不振，退居到威尼斯的一个王宫里，随身还带着那些“奇妙乐曲”的秘密，这些乐曲还会吸引门槛外面的那些“欢欣的灵魂”。马克思也是在这一年逝世的，比巴枯宁早了七年。路德维希二世，施塔恩贝格的那个隐居者，还要苦熬三年，跟他的那些幻象以及他自己的肉体斗争（“多一些亲吻，上帝！多一些亲吻！”），然后才投湖自杀。鲁道夫正因为是金枝玉叶，不能摆脱乃父独立施展其政治抱负，只得从一场狩猎到另一场狩猎，从一个情妇换到另一个情妇，于一八八九年一月一步步走到了玛耶林。他的母亲伊丽莎白皇后，仿佛是个美丽的幽灵，在希腊科孚她的花园里重读海涅的诗，把自己绑在桅杆上，昏昏然地驶进了狂风暴雨中的希腊海。战地护士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得了心脏病，从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回来之后定居在伦敦，躺在一张长椅上度过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漫长日子。红十字会的创建者邓南特周游列国，为他的事业寻求支持，而当时，大家对他的提议普遍漠不关心或者心存疑虑，他又急又气，几乎半疯。一八八七年他要求瑞士阿彭策尔的一个养老院给他一个床位，他要在那里打发余生。尼采在锡尔马利看到德国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分子的平庸苟且，很是愤慨，一八八三年左右开始构思有关超人的雷霆闪电。但他疲惫不堪灰心丧气，眼睛差不多半瞎了。一八八八年圣诞节的那天，扑到一匹被鞭打的马的脖子上，终于进入了他的漫长的黄昏。易卜生定居在罗马，动笔写他那预言性的作品《人民公敌》。作品中，一个人单枪匹马与全世界精神和肉体的腐朽败坏做斗争。福楼拜未老先衰，一八八〇年就谢世了，跟他的布瓦尔与佩居谢一样窘困潦倒。（“我仿佛穿过无穷无尽的寂寥走向不知何处的前方……我既是荒野，也是旅客和骆驼。”）奥克塔夫逝世的那年，约瑟夫·康拉德正乘船在利物浦和澳大利亚之间来往穿梭。直到一八八七年，他才来到布鲁塞尔，得到一艘专跑刚果的轮船船长的职位。又过了两年，他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饱览了剥削殖民地的那些“黑心肠”，从灵魂到肉体都几乎崩溃。雷莫幸亏死得比较早，没有看到非洲的这种悲惨景象，否则他也会像康拉德一样，陷入沉思，并为此痛苦的。至于雨果，这位死于一八八五年的预言家，那时已是八十岁的老翁，还在写亚历山大体的诗句，闹恋爱，想念上帝，思虑重重地端详着裸女。丁尼生一直到一八九二年才跨过了生死的藩篱。把雷莫写在这些光辉显赫的名字旁边，仿佛是在讽刺奚落。就像他哥哥说的一样，雷莫周围是民众的一片冷漠，好像连死后也无葬身之地，只有并无才华的奥克塔夫在有关比利时文学的手稿中才提到了几笔。不过，这哥儿俩也被那个时代从上而下吹来的一股罡风刮得无影无踪，而那个时代就像堆在二十世纪这个深渊边上的一道巨大的、密密实实的堤坝，远远地、沉甸甸地悬在我们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