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第4/8页）

从旅途伊始便不停自我指涉的布朗（我们只知他的姓氏，不晓得他的名字）时常反省着自己动荡不定的无根生活。他是一个真正迷茫的人物。矛盾在于，他越是意识到这一点，就越是会察觉出自己和琼斯的相似之处。“也许他就像我一样，没别的地方可去。”布朗说。“我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类——阔佬和穷鬼。”琼斯声称，还说自己就是个穷鬼。这乍听起来很可笑，但琼斯随后解释，穷鬼们为了谋生而四处奔波忙碌，时刻保持警觉，始终漂泊不定，靠小聪明苟活，而他对穷鬼的描述也与布朗本人不谋而合。尽管琼斯的诙谐幽默让他跟布朗格格不入，这两人在小说中却似乎有某种共性。琼斯最后甚至变成了布朗的情妇玛莎（一位某南美洲国家驻海地大使的德国太太）的房客。玛莎作为一名已婚妇女，在与布朗继续保持偷情关系的同时，仍选择与对她百依百顺的丈夫共同生活，在格林的全部小说作品中，她是一个定型化的角色。令布朗深感恼火的是，玛莎觉得琼斯是一个不错的客人，是一个比布朗有趣得多的伴侣，而布朗却阴沉郁闷，冷漠无情。

琼斯是“外人”，在故事临近尾声时，他透露自己带有一半印度血统，所谓“英国战斗英雄”不过是他的自我粉饰。他急于用伪装和吹嘘来掩饰自己那段模糊不清的过去。很显然，布朗也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在他得知琼斯的真实身世后，他说道：“我仿佛遇见了一个未曾谋面的兄弟。”琼斯生于印度的阿萨姆邦，布朗则生在摩纳哥公国：“这就和当个无名之地的公民差不多。”在另一段中，布朗说道：“这个世上也没有哪块地方曾取代过我的故乡。”

“我根本就不该来这个国家，我是个陌生人，”布朗在另一段里说，“我母亲包养了一名黑人情夫，她的心因此有了牵挂，而我呢，自从许多年以前，在某个地方，我早就忘记该如何对任何事情产生牵挂了。不知何故，也不知在何地，我失去了挂念别人的能力。”

布朗惨淡经营着自己位于海地的空酒店，“对这里，对上天偶然为我选择的这片荒凉破败的恐怖之土，我感到了更加强烈的羁绊”。可是我们翻遍全书都见不到任何对布朗与这个国家之间联系的表述。事实上，布朗还曾经离开海地前往纽约，打算出售酒店，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没有买家愿意接手。

无根的布朗没有提到自己身上的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极端的自私自利。出于自我保护，布朗始终只考虑他自己。你会感到奇怪：既然布朗的利己主义令他无法在海地的历史大戏中亮相，而他又明明哪儿都可以去，他却为何偏偏要寄身于这个极度危险的独裁国家中呢？为了解释自己的漂泊不定，对于这个问题，布朗在书中含蓄地给出了一个理由，他是这样说的：“这样你就更容易随遇而安……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苟活于世，‘天天和岩石、树木一起，随地球旋转运行’18。”然而，这种华兹华斯式的精神让布朗超脱事物之外，成了一个冷漠的观察者。他的担忧焦虑不过是敷衍了事。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了，他却不采取行动。这算是存在主义的表现吗？不，这是自我中心主义。

从布朗身上我们看不出任何忠诚，琼斯则是一个精于掩饰的吹牛大王。但琼斯吹起牛来令其他人都信服不已，这就迫使他去采取行动。当布朗诱使琼斯摊牌时，琼斯从骗子到游击队领袖的角色转变，成了他夸夸其谈的可笑结果。在小说中，琼斯是所有出场的喜剧演员里最滑稽可笑的人物。我们不可能遗漏这一主题——恐怖激发了闹剧。“人生是一出喜剧，不是我准备好想要面对的悲剧，”布朗在“美狄亚”号货轮上沉思，并诉说自己对上帝的信仰，“在我看来，……我们仿佛都受到一个独断专行的恶作剧大王的驱使，走向喜剧的极点。”

布朗说，要想信仰上帝，你得具有一丝幽默感。然而，幽默在海地同样有用，它代替了承诺的意义：史密斯夫妇奉行的素食主义和他们的天真理想令人发笑；琼斯则是一个大笑话，他自己跳进了泥潭。但还有那些海地角色呢？他们都很叫人开心，可实际上他们没什么要紧，因为这部小说的主旨不是要描绘海地的困境，而是要讲述欧洲人在一个没有希望的暴政国家中分崩离析的故事。海地是一个恐怖可怕的舞台背景，上演着一幕幕背叛失贞、自我怀疑、家庭悲剧和外国投机者信口雌黄的好戏。

每个人物都在这里或是那里被描述成喜剧演员。布朗的母亲就是其中之一，她生前挥霍放纵，拖欠债务，蒙骗世人，还包养了一个黑人情夫。布朗说：“我虽然对她所知甚少，却也足以看出她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喜剧演员。”史密斯先生也说：“也许在你眼里，我们是相当可笑的角色吧，布朗先生。”而当布朗否认这点并说对方是英雄人物时，他心里仍然觉得素食主义、总统竞选和争取民权自由的美国南部之旅是相当愚蠢的。史密斯夫妇是典型的美国人——充满幽默感的滑稽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