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4页）

总之，有一次，天气酷热如蒸，秋良与我在其中一个和式房间里玩耍。他教我玩一种游戏，用的是一叠写了日本字的纸牌。我尽力学会了基本规则，玩了几分钟，我忽然问他：

“你母亲会不会有时候不再跟你父亲讲话？”

他茫然地看着我，可能是因为他没听懂我的话；每次我像这样另起一个话题，他的英文程度往往就应付不了。于是我又问了一次，他耸耸肩说：

“母亲不跟父亲讲话，当父亲在办公室；母亲不跟父亲讲话，当父亲在厕所！”

话一说完，他抱着肚子狂笑，翻身仰卧在地上，两脚朝空中乱踢。我只好暂时丢下这事不提。不过既然都提了，我决心要问出他的看法，过了几分钟，我又问了一次。

这次他似乎感觉到我是真心要问，便把纸牌摆一边，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这样我或多或少让他明白了我心中的忧虑所为何来。他接着又翻身仰卧在地，不过这次他若有所思地盯着天花板上旋转的风扇。过了一会，他说：

“我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我知道。”接着他转向我说，“克里斯托弗，你，不够英国人。”

我请他解释，他又望着天花板，沉默不语。我也翻身仰卧，跟他一样盯着风扇。他躺在房内的另一角，后来他开口了，我记得他的声音哽咽几不成声。

“我家，一样，”他说，“母亲和父亲，他们不说话。因为，我，不够日本人。”

也许正如我提过的，我常把秋良当作人情世故的权威，因此那天我非常仔细地听他说话。我父母不跟对方说话，依他之见，是因为他们对我的行为感到痛心——也就是说，因为我的言行举止不够像英国人。他说，假如我朝这个方向去想，我就可以找出每次父母不说话跟自己在这方面的疏失间的关联。就他自己而言，他总是知道每次自己对不起日本血统，他果然就发现父母不再跟对方说话。我问他，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不乖的时候那样，用一般的方式责骂我们就好了，秋良对我解释，情况不同；他谈的犯错，迥异于平时会让我们受责罚的行为不检。他指的是，我们让父母失望到连想责骂我们都没办法。

“母亲和父亲，非常非常，很失望，”他幽幽道出，“所以他们不说话。”

接着他坐了起来，指着当时窗户上半掩的百叶遮阳帘。我们这些小孩，他说，就像把帘叶系住的绳子。以前有位日本僧侣这么告诉他。我们常常不了解这点，不过正是我们这些小孩，不但把家系在一起，也把全世界系在一起。假如我们不尽自己的责任，帘叶就会散落一地。

我不记得那天我们还谈了些什么，再说，这种事情我不会老挂在心头。无论如何，我记得，我不止一次好想跟母亲求证我朋友说的理论，结果我一次也没问成，倒是有一次我跟菲利普叔叔谈起了这个话题。

菲利普叔叔并不是我的亲叔叔。他刚到上海时，曾跟我父母同住，在我家“做客”，当时我还没出生，他还受雇于摩根洋行。后来，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基于“自身与雇主对于中国该如何成长的看法，有极深鸿沟”的理由，辞掉了公司的职务，这是母亲每次描述的用词。等我年纪渐长，知道了这号人物的存在时，他已经在经营一家名为“圣木”的慈善机构了，宗旨是要改善上海中国人区域的生活条件。他是我父母长年的朋友，不过，我也提过，在母亲热衷反鸦片运动的那几年，他更成为家里的常客。

我还记得常常跟母亲一起去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地点就在市中心某教会的花园里——如今我猜测，应该是苏州路上的“联合教会”。我们的马车会直接驶进花园，停在一片果树成荫的大草坪边。在这里，尽管四周传来大都市的噪音，气氛却相当宁静，母亲下了马车会停下脚步，抬起头说一句：“空气，这里纯净多了。”看得出她的心情变得轻松，而且有时候——假如来早了些——我们就到草地上玩游戏，打发个几分钟。如果我们玩的是捉人游戏，在果树之间穿梭，母亲常常会跟我一样兴奋地欢笑尖叫。记得有一次我们玩到一半，她看见有牧师从教堂里出来，便立刻打住。我们文静地站在草坪边，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们还跟他寒暄一番。可是一看他走掉，母亲马上转身朝我蹲下来，与我共谋似的噗嗤一笑。这种事可能不止一次。总之，我记得一想到母亲也会跟我一样，参与一些会被“教训”的事情，心里就觉得好奇妙。那些在教堂墓园里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光，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层面，才让我永远有些特别的感觉。

在我记忆中，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总是乱七八糟，到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箱子、一堆堆的报纸，甚至还有零散的抽屉匣，里头仍装有东西，摇摇晃晃地叠成小塔。我猜想母亲不会准许房间搞成这副德性，不过每次形容菲利普叔叔的办公室，她都只用“温馨”、“忙碌”之类的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