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里的牙签（第3/5页）

我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暗示我们，如果暑假期间没有完成规定的志愿服务时数，我们就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最后只能以失败者的身份孤独终老。于是高一那年的暑假，我决定去火奴鲁鲁市中心的“女王医院”当志愿者。我不吸毒，成绩也不错，工作人员核实信息之后，拿给我一件丑陋的亮黄色polo衫和一个名牌，让我去志愿者办公室报到。

你可以选择医院里的两个部门进行志愿服务，每周轮换一次。礼品部和妇产科都是大热门，但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可不想跟写有“早日康复”字样的气球和吱哇乱叫的婴儿待在一起，不然整个暑假都会陷入一种让人倒胃口的伤感情怀。我的第一选择是重症加强护理病房（ICU）的前台，幻想着护士给伤员擦拭额头的柔情一幕——就是二战中经常出现的那类画面。

然而ICU远没我想象的刺激。他们才不会让前台一名高中生加入到抢救病人的行列。于是，我只得坐在那里，看着心急如焚的家属在等候室里进进出出，不是去上厕所，就是去给咖啡续杯，我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的第二个选择就明智多了。物流部的工作很丰富，例如把邮件和备忘录发往各个病房，帮刚出院的老奶奶推轮椅。除此以外，物流部还负责把逾期未领的尸体转移到地下室的太平间。这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部门里的正式员工不太理解我这种热情，但只要出现“黑色指令”，有尸体需要转移时，他们都会很大度地叫我过来。

现在回想起来，这家医院实在是不可思议——“没问题，虽然你只有15岁，但我们同意你搬尸体。”我不敢相信他们会让小志愿者做这种事。不过我后来一想，他们一开始确实不太情愿，但经不住我的百般哀求，最后勉强同意了。

我的直接领导叫凯普，年纪不大，是夏威夷本地人。他看了看显示屏，操着浓重的口音对我说：“啊，凯特琳，你能去莆阿喜病房把山崎先生带出来吗？”哦，当然，我求之不得呢。

我和凯普来到山崎先生的病房。山崎先生蜷缩在一尘不染的病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他看起来像一具博物馆里的木乃伊，皮肤颜色很深，像块棕色的牛皮。因疾病和衰老的缘故，他全身干巴巴的，体重还不到90磅。不管是我还是凯普，一个人用一只手就能把他抬到担架上。

“哇，老头子岁数真不小，是吧？”凯普惊讶地说。山崎先生这把岁数，让资深的尸体搬运工都不淡定了。

我和凯普拿来的担架，其实是一个有着担架外观的金属笼子。我们把山崎先生放进去，上面盖上一块不锈钢板，然后用一张白床单把整个装置罩起来。从外表上看，我和凯普只是从山崎先生的病房推出一个空担架，没有人躺在上面。

我俩推着担架进了电梯。里面都是普通访客，手中捧着泰迪熊和鲜花，根本想不到身边还藏有一具尸体（下次你在医院看见两个成年人煞有介事地推着一个空担架时，请想想山崎先生）。这些人早早出了电梯，最后只剩下凯普、山崎先生和我一路来到地下室。

“女王医院”一直用积极的医疗环境标榜自己，展示的不仅是最新科技，还用夏威夷艺术作品装点墙面。他们用一切手段——伪造的担架、地下秘密停尸房——巧妙地掩盖死亡，让死亡远离大众的视线。死亡意味着医疗系统的失败，不能让病人和病人家属知道医院有人死了。

凯普和克里斯很相像：两个都是体面人，都负责把尸体从大众身边运走。对他俩而言，这不过是一份乏味的工作，但在普通人看来，他俩的职业既神秘又恶心。

前几次上门服务，我彻底见识了克里斯的沉着冷静。即使在狭窄到挪不动窝的屋子里，克里斯也能完成任务。看着眼前螺旋向上的窄楼梯，他叹了口气：“拿折叠架来。”克里斯所谓的折叠架，指的是折叠式担架，战场上用来运走伤员的那种。我们将尸体绑在这个鬼玩意儿上，然后把担架侧过来抬。一路上，死者的肚子不断在我们头顶上下摆动——只要能把尸体运上车，做什么都行。

“这和搬家差不多，”克里斯给我解释，“都是一些几何和物理问题。”

面对腐烂的尸体、超重的尸体和古怪的尸体时，克里斯也从未乱了阵脚。说到古怪，有一次我们来到海特区的一幢宅子，一位绅士领着我们进入一间阴冷、破败的地下室。他留着尖尖的八字胡，有一双爪子似的大手，像极了恐怖电影明星文森特·普莱斯。一具男尸躺在地下室的角落里，身体蜷成球状，一只玻璃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们。

“见鬼了，凯特。他在冲我们使眼色吗？咱们去拿折叠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