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里的牙签（第2/5页）

“别担心，凯特，这点儿事连猴子都能做。来，我给你讲一遍。”

离大门越近，我就越意识到，我俩要对付的不仅是死者丈夫一个人。屋外至少有十五个人在走动，警惕地看着我们走近大门口。进屋后，我和克里斯来到客厅。客厅的天花板非常高，屋里大概有四十个人，围站在一个女人的尸体旁。看到我们进来，他们马上停止交谈，说话的声音戛然而止，仿佛有人从唱片上挪走了唱针。

好极了，我嘟囔着，他们受人爱戴的女族长就要被屋里仅有的两个白人装进恋童癖专用货车里带走了。

克里斯表现得倒是很淡定：“大家好，我们是西风火葬场的工作人员。请问这位就是亚当斯夫人吧？”他指向客厅中央的尸体问道。

很明显她就是亚当斯夫人，根本用不着问，但众人貌似觉得很受用。一个男人站出来，介绍自己是亚当斯先生。

我急于证明自己的价值，用严肃的口气问道：“您是她生前的丈夫？”

“年轻人，我现在也是她的丈夫，不是什么生前的丈夫。”他以令人畏惧的眼神瞪着我，其他四十双眼睛也一起向我投来犀利的目光。

这回砸了，我暗想。我完了，不仅丢了自己的脸，还让家族蒙羞，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然而，克里斯仍是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不紧不慢地开口道：“您好，我是克里斯，这位是凯特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一般情况下，死者的亲属此时都会离开房间，把尸体交由殡仪馆工作人员处理。但这家人非要看着我们干活。也就是说，我要在四十个哭哭啼啼、对我恨之入骨的人的眼皮底下，完成首次敛收尸体的工作。

就在我绝望之时，克里斯充分施展了他的魄力。他用那天和麦克描述路况的口吻，向众人介绍敛收亚当斯夫人尸体的方法，其实是在讲给我听。

“现在，我们把轮床推到病床旁边。凯特琳用侧面的摇柄把床放低。我用布单铺在夫人的头下，凯特琳将另一侧铺在她双脚下方，然后这么一拉，亚当斯夫人的身体就用单子裹好了。接下来，凯特琳要把她的双脚抬上轮床，一、二、三，好。现在，凯特琳再用布单裹一层，然后把夫人固定在轮床上。”

克里斯滔滔不绝地说着，直到我们把亚当斯夫人裹好，用束带稳稳地绑在轮床上。屋里的人看得入了迷，一个动作都没落下。我很感激克里斯，他没有让别人看出来我是个外行。实际上连我都被自己唬住了。克里斯细致的讲解，让我觉得自己真知道该怎么做。我平时一向对自己感觉良好，有这种错觉估计也正常。

我和克里斯把亚当斯夫人推出前门时，她的儿子叫住我们。他和我差不多大，却已经没有了妈妈。他想把一朵花放在轮车上。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脱口而出：“她肯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女人。相信我，我看人很准的。”

这无疑是个赤裸裸的谎言。我第一次“上门服务”，对包裹尸体一窍不通，没来得及察言观色就断定死者生前“了不起”。

“嗯，是啊，谢谢你。”他说道。

返回西风的途中，亚当斯夫人在后车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克里斯一直安慰我，告诉我今天没有那么糟糕：“瞧，凯特，我们总赶上人们最难过的时刻。如果有人想要买新房、买新车，他一定会亲自去挑选。但是人们能从我们这里买到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我们不但收他们的钱，还把他们的挚爱带走，没有人想要这样。”我感觉心情好些了。

从早上八点半到晚上五点，西风的两台火化炉每天要处理六具尸体（每台各三具）。赶上高峰期，一周可以火化36具。而每次“上门服务”至少需要45分钟，如果服务地点在海湾大桥的另一头，花的时间就更长。理论上，克里斯和我应该天天在外面奔波。克里斯确实经常往外跑，主要是想躲着麦克，不然就得给他跑腿，取个死亡证明或者到邮局办事什么的。我基本都待在火化间，一心一意地火化尸体。现在很少有人选择在家临终，因此大多数敛收尸体的情况不用两个人出面。

把医院作为临终场所其实是一个相对新的理念。19世纪，只有孤苦无依的可怜人才会在医院死去。鉴于此，人们都愿意在亲友的陪伴下，于家中撒手人寰。到了20世纪初，仍有85%的美国人选择在家中离开人世。

直到20世纪30年代，“医学化死亡”的概念才出现。医院数量不断扩大，把人们从可怕的死亡场景中解脱出来。过去，宗教人士为临终之人送行，并引导亲属走出悲痛，如今则由医生陪伴病人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医学解决生死问题，与能否上天堂无关。医院把死亡卫生化、规范化。在医学专家看来，公众并不适合参与其中，因为——借用死亡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雷兹的话来说——死亡是“一副令人作呕的景象”。于是，人们把“弥漫着尿骚、汗液和腐败等混合气味，床单上沾满污秽”的房间视为禁忌，坚决不踏进去一步。而医院正是在不冒犯生者的前提下，允许死亡回归它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