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第2/9页）

“他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一直都无法接受。”

我下楼走进店里，弟弟在给一个留着刺猬头的小男孩点冰激凌。柜台前站着一小队人，都是带着孩子的父母。今天上午还挺热的。

我穿上围裙走到卢卡身边，说：“嗨，我来帮忙。”卢卡没有反应。

他点了点头，就在我半个小时前走进店里时，他也只是点了点头。

“我有工作了。”我一边往小杯子里盛香草草莓冰激凌，一边说。

卢卡没有对我说“祝贺你”，什么也没说，就跟看着一个火星人似的看着我。

那之后的好多年，卢卡尽其所能回避我。就跟他不跟索菲亚说话一样，现在跟我的交流也就只局限在几个字。只有在我一再强求下，他才会说：“我都听见了。”这就算是回答，有时候我真想拿起大勺子揍他一顿。

父亲还跟我保持着交流，他说的那些话里仍然荡漾着我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冰激凌店的希望。我是迷路了，他的任务是帮我认清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选择了一个没有冰激凌店、没有家人的生活，在父亲眼里，我迟早都是要后悔的。

“你知道吗？”父亲说，“这是里诺加·埃塔诺的歌。”

已经是午夜了，店外面的椅子全都叠了起来，门也关了。爸爸打开了立体声音响，只有在生意好的日子他才会有这个心情。对冰激凌商人来说，生意好就意味着天气炎热，要更加辛勤地跟马儿似的工作。

我听过这首歌，名字叫《天空不是一直很蓝吗？》。歌很好听，凡是听到的人都会忍不住跟着唱起来。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跟着哼哼，虽然并不了解歌词的具体内容。

父亲先唱了起来：“谁住在茅屋里，谁为赚钱辛苦流汗，谁留恋爱情和名誉的梦。”卢卡接了上去：“谁抢走存款，谁记性不好，谁一天只吃一顿，谁喜欢射箭。”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那是一首反叛的歌曲，是里诺加·埃塔诺为每天辛苦劳作的老百姓写的。不是为我，一个信手得来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夏天，可以跟天使般的女孩亲热，可以一觉睡到下午。然而当埃塔诺的声音越来越高昂，歌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跟着唱了起来：“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

母亲听见我们大声唱歌，眼里噙满了泪水。里诺加·埃塔诺出生在克罗托内，是爱奥尼亚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市。后来搬去了罗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却在三十岁那年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生活就是那么不公平，不过天空却总是蓝色的，而且还越来越蓝。

接下去的这部分也许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段，他扯着嗓门昂首挺胸地唱了起来，似乎每一句后面都用了感叹号：

谁思念家乡，谁一个人住

谁挣钱不多，谁在玩火

谁住在卡拉布里亚，谁为爱而活

谁在战争里杀敌，谁高举旗帜

谁活到了八十岁，谁因工作而亡

父亲钱挣得不少，不住在卡拉布里亚，也没有参加过战争，却缓慢地、一点点地为工作而亡。对他而言这就是歌曲的核心，也是他的生命的核心。

歌唱完了，我们仨同时大口喘气，胸部一个节奏地一上一下，父亲说：“这才是诗歌。”

这一招简直一箭穿心。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里诺加·埃塔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还有一句话父亲没有说出来：“最伟大的诗人不是雪莱，不是辛波丝卡，不是卡瓦菲，也不是阿特伍德。”这些诗人的名字父亲都不认识，他们用的词太复杂，叫人捉摸不透。

对父亲而言，里诺加·埃塔诺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打动了父亲的肺腑，触碰到父亲那无形的灵魂。那个来自克罗托纳的年轻人也觉得，相比歌手，自己更像个作家。当第一部唱片准备完毕，该进录音棚的时候，他准劝过制片人，让他们去找别人来唱。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够完美，太粗糙，太粗犷了，而制片人不得不把他拽进录音棚。

我觉得一个人既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歌手。诗人，如阿喀琉斯笔下怨恨般的吟唱，如铃鼓人的歌曲一般萦绕耳边。我曾经多次邀请鲍勃·迪伦来参加世界诗歌节，不过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邀请，也许是在等着诺贝尔文学奖吧。从前世界上有两种人，分别是犯人和看守。现在却成了希望他获得诺贝尔奖和只要想到他得奖就觉得可鄙的人。

那天晚上我在鹿特丹留宿，睡在阁楼上，弟弟就在旁边。他假装睡着了，不过听到那呼吸声，我就知道他还醒着。我等待着童年时他常提的那个问题，希望他会问我在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