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雪

六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去了寄宿学校。这就是作为冰激凌商人的孩子的命运。当你还是个婴儿或者小孩子的时候，可以时常跟父母一起去冰激凌店里。可是等长大了，就要留在意大利，去上学了。不过呢，到了漫长的暑假（意大利的暑假有三个月）就可以跟父母去荷兰了。缺点是剩下的时间就得独自待在寄宿学校里，受修女的管教。她们很严格，很传统，教我们看书、阅读、计算。我是个很爱上学的孩子，常常趴在本子上，右手拿着一支笔，舌头从嘴巴里伸出来，卢卡经常模仿我的样子。两年后，卢卡也被送到同一所学校，却无法适应修女的管教，觉得她们太严格了。对了，她们还时常举起手来打我们。

“你不想爸爸妈妈吗？”卢卡每天都问我这个问题。

“有一点。”我试图坚强起来。

“我很想他们。”

“他们得工作。”我说，“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运转。”

“转啊，转啊，转。”卢卡说。正如父亲跟我们说的一样：我们得好好学习，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转动。

卢卡觉得阅读和写作很难，跟我不同的是他完全不能享受其中。他很讨厌看书，修女们一不留神，卢卡就会溜进寄宿学校长长的走廊里。只要被发现，就会遭到年纪最长的修女的一顿打。那个修女的下巴上长个一个疙瘩，疙瘩上还长出了三根毛。不过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据卢卡说，她身上很臭。

“你闻不到吗？”卢卡问我。

我摇了摇头。

“她只要举起手，长袍子就会跟着抬起来，那时一股奇怪的味道就会飘过来。”

也许是因为我经常看书的原因，书香对我而言就意味着寄宿学校的味道。那些潮湿的旧书的香味好闻极了。我把鼻子贴在纸上，一行一行往下看。也许是因为那些书的存在，我对父母的思念才远不如弟弟。

夜里卢卡经常爬到我的床上来，我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就像一条永远不会断的铁链。我在他耳边轻声给他讲白天读的故事，直到他的呼吸变得平静、均匀。

中学时期我们寄宿在奶奶家。她有着深灰色的头发和因为关节炎而变得弯曲的手指，尽管如此，她依然健壮坚强。她的父亲在乌尔姆开了一家冰激凌店。战争时期店被英国人炸了，全家人都躲进了地窖里。“不要害怕，”父亲对女儿们说，“就跟打雷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母亲听了直摇头，好在女儿们都没有哭。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冰激凌机器、冰箱、小船形状的玻璃盘子，然而一家人都存活下来了，从一片废墟里爬了出去。

安玛莉亚奶奶用她那骨头分明、弯曲的手指切洋葱和西红柿，每天都给我们做意大利面吃。她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不过有时候心也很硬，很少让我们给鹿特丹的冰激凌店打电话。我觉得自己应该照顾好卢卡。他做作业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他。有时候我会帮他把算术做好，这样我们就能早点去外面玩了。走在街上，卢卡伸出手来，我们便牵着手去学校，奶奶很不喜欢我们牵着手到处跑。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她老公的照片，他在从多比亚科去往科尔蒂·纳丹佩佐的路上遇到了车祸。那是一个冬天，就在即将转弯的地方，他试图去超车，坐在另一辆车里的是一名游客。朋友们给他做了一个十字架，钉在了路边，不过安玛莉亚却从来没去过那个殉难之地。就跟父亲经常跟女儿们说的那样，要走出困境，勇往直前。

暑假来临，我们打算前往鹿特丹，妈妈的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坐火车出发。细细算来，已经四个月没见到父母了。那可是一整个春天，小草渐渐发芽，蒲公英也开了，草地散发出黄色的光晕，太阳照在身上也越来越暖和。这一切发生得快极了，然而对我们来说那些天就跟冰冻的十二月一样，简直度日如年。面对即将到来的团聚，我们已经期盼一个月了。

我还记得母亲的眼泪和她那拥抱我们、不愿松开的双臂。

“能让我也抱抱吗？”每年父亲都会问这个问题，接着又说，“我也想抱一会儿。”

父亲把我俩拥入怀里，把他那扎人的面庞贴近我们稚嫩的小脸，不过我们一点也不介意。当我也开始长胡子的时候，事情才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店里帮忙，享受那些漫长的白天。父亲和母亲通常在店堂里，我和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试着去更新配方。

“你尝过芒果冰激凌了吗？”卢卡问，“糖太少了，口感也太硬。”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香草冰激凌吧，”我说，“口感应该可以再顺滑一点，香草的分布也不是很均匀。”

这是在我发掘诗歌之前。正如雪莱诗里写的那样，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只存活着一个想法：冰激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