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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母正在缝一条泡泡纱的长飘带。在阳光灿烂、蝉声嘹亮的九月，在耀眼的光芒照射下，她仿佛从肩头起都沉浸在那个九月的云雾之中。继母说：“不行。”说完，她又接着做活儿。八年的痛苦回忆掠过了她的额头。“上帝不允许任何人再进入那间屋子。”

马丁是七月份回来的，但是他没住在家里。他喜欢靠在栏杆上的花盆旁边，眼睛避开我的目光。他老爱说：“我要留在马孔多，度过一生。”每天下午，我们都陪继母去树林散步。吃饭的时候回来，镇上还没有亮灯。这时候，他常对我说：“即使不是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在马孔多住一辈子。”从他讲话的神情来看，倒也像是句肺腑之言。

那时候，大夫离开我们家已经四年了。在动手给我缝制嫁衣的那天下午，也就是我对继母说把小屋让给马丁的那个闷人的下午，继母第一次和我谈起了大夫的古怪脾气。

“五年前，”她说，“他还在这儿住着，像个牲口似的把自己关在屋里。不光是牲口，还是个吃草的牲口，会倒嚼，跟牛一样。当时人们传说他要和理发匠的女儿结婚。哎哟，那个姑娘可真够刁的，她说她和妖精过了个乌七八糟的蜜月，然后就怀孕了，居然哄得全镇人都相信了这套鬼话。不过，要是大夫真和她结了婚，兴许就没有后来那些事了。可是，大夫忽然不再到理发馆去了，而且十分决绝。其实呢，这又是个新花招，目的还是要一步步地实现他的鬼主意。只有你爸爸无论如何要把这么个品行不端的人留在家里。他住在这儿，像牲口一样，闹得全镇鸡犬不宁，惹得大家都骂咱们，说咱们专和良好的风尚作对。后来，他把梅梅给弄走了，算是达到了目的。都到了那份儿上了，你爸爸还硬是不认错。”

“这些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说。唧唧的蝉鸣声使院子里吵得像个锯木厂。继母一边说话，一边做活儿，眼睛盯在绷子上，按照花样绣出复杂的图案。她又说：“那天晚上，我们在桌子周围坐下来（大家都在，就缺他一个人。有一天下午，他最后一次从理发馆回来，打那以后，他就不吃晚饭了），梅梅过来给我们端菜，脸色很不好。我就问她，‘你怎么了，梅梅？’‘没事，太太。您为什么这么问？’看得出来，她不大舒服，在灯底下显得迟迟疑疑的，有点病恹恹的样子。我说，‘上帝啊，梅梅你不大舒服吧。’她尽力强撑着转过身，端着盘子朝厨房走去。你爸爸也一直在打量她，对她说，‘要是不舒服，就躺下歇会儿吧。’她没吱声，还是手托着盘子，背对着我们走开了。只听砰的一声，瓷盘摔了个粉碎。梅梅在走廊上，用指甲抠住墙壁撑住身体。你爸爸连忙跑到大夫住的屋里，叫他来给梅梅瞧瞧病。”

“他在咱们家整整住了八年，”继母说，“我们从来没求他办过多大的事。我们几个女人聚在梅梅的屋里，用酒精给她搓，等你爸爸回来。可是，伊莎贝尔，他们没来！你爸爸整整管了他八年饭，给他房子住，给他干净衣服穿。这一次亲自去请他，他居然不来看看梅梅。一想起这件事，我就觉得他到这儿来简直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八年啊，我们给他吃青草，对他殷勤照料，无微不至，换来的是上帝给我们的教训——在这个世界上，事事都要小心，千万不可轻信别人。八年来，我们供他吃，供他住，给他干净衣服穿，好像全都扔给一条狗了。梅梅病得要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而他呢，往屋里一躲，死活不肯伸把手。这又不是要他行善积德，只不过是一种礼貌，要他知恩图报，说明他心里装着自己的恩人。”

“到半夜了，你爸爸才回来，”她接着讲下去，“有气无力地说，‘用酒精给她擦擦吧，千万别给她吃泻药。’一听这话，就像有人打了我一个嘴巴一样。用酒精搓了搓，梅梅已经好点了。我气哼哼地叫嚷，‘是啊，用酒精，用酒精。我们给她搓过了，她也已经好多了。为这点事，我们可用不着花八年的工夫养个白吃饭的。’你爸爸还是那么宽厚，像个傻乎乎的和事佬。‘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你就明白了。’哼！真像个算卦先生。”

那天下午，继母的声音很激动，言辞也很激烈，好像又重新经历了一次那个遥远的夜晚大夫拒绝给梅梅看病的事。九月，阳光灿烂，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邻居家有人拆门，累得喘吁吁的。迷迭香快要熄灭了。

“可是，就在那些天，某个礼拜日，梅梅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像个贵妇人一样去望弥撒。”她说。是啊，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她举着一把五颜六色的阳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