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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镇居民的眼里，他是个怪人。也许他自己并不希望这样。看得出来，他一个劲儿地想要表现出通达人情、和蔼可亲的样子，可大家还是挺讨厌他的。他虽然生活在马孔多人当中，可对过去的回忆使得他和他们之间横着一道鸿沟。他试图做出改变，却无济于事。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把他当成长期潜藏在黑暗角落里的阴森可怖的野兽，重露面时难免令人觉得举动失常，形迹可疑。

每天傍晚，从理发馆回来，他就往小屋里一躲，这一阵子，连晚饭也不吃了。一开头家里人以为他是累了，回来以后直接上床，一觉睡到大天亮。没过多久，我觉察出夜里有些不寻常的事。每到夜静更深，就能听到他像疯子一样在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瞎折腾，仿佛在跟他过去的幽灵打交道。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进行着一场无声的战斗，过去的他在奋力保卫自己的性格：孤僻、坚毅不屈、说一不二；而现在的他一心一意地要摆脱过去的他。我听到他在屋里踱来踱去，直到黎明，一直闹到自己疲惫不堪，他无形的敌人也精疲力竭才罢休。

后来，他把裹腿丢在一边不用了，开始天天洗澡，还往衣服上洒香水。他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只有我才看得出来。过了几个月，他的变化更大了。我对他已经不单单是谅解和容忍，而且还觉得他很可怜。我可怜他倒不是因为他故意摆出一副焕然一新的面貌在大街上晃来晃去，而是因为别的。每天晚上他躲在屋里，从靴子上往下抠泥巴，在脸盆里把抹布弄湿，往那双穿过多年、破烂不堪的鞋子上擦鞋油。他把鞋刷子和盛鞋油的盒子藏在席子底下，不让别人瞧见，仿佛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因为大多数男人到了他这个岁数，都变得沉着稳重、规规矩矩了。一想到这儿，我就觉得他怪可怜的。实际上，他正经历着迟到的单调的青春期。他像小伙子一样，讲究起穿戴来了，每天夜里用手当熨斗，硬是把衣服压出线条来。然而，他到底不年轻了，找不到一个知心朋友，可以谈谈自己的憧憬或幻灭。

镇上人大概也注意到了他的变化。不久，便有人说他爱上了理发匠的女儿。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有没有根据。不过这种流言使我明白了，这些年他之所以那样不讲卫生、吊儿郞当的，原来是因为独身生活和生理性烦躁在深深地折磨着他。

每天下午，人们都看见他到理发馆去，穿得越来越讲究，假领衬衫，袖口上是金晃晃的袖扣，干干净净的裤子，熨得平展展的，只是腰带还系在裤襻外面。他好像一个精心打扮的新郎，走起路来带着一股廉价肥皂的香气，或像一个在恋爱场中屡遭失败的恋人，虽然已经过了那个年纪，还得像初恋那样手捧鲜花登门求亲。

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一九〇九年年初。镇上的风言风语看来都是无稽之谈。人们确实看见他每天下午坐在理发馆，和各处来的人闲聊，可是谁也不敢说他曾经见着过理发匠的女儿。我觉得这些流言蜚语真是恶毒透了。大家都知道，一年前理发匠的女儿中了邪祟，一直没好，这一生恐怕很难嫁出去了。听说是有个妖精——一个无形的男人——缠着她。那个妖精大把大把地往她的饭碗里撒黄土，搅浑水缸里的水，把理发馆的镜子弄得照不见人，还动手打她，打得她鼻青脸肿的。“小狗”白费了不少力气，用圣带抽她给她驱邪，用圣水圣物给她治病，还给她念咒。实在没法儿了，理发匠的老婆把中了邪的姑娘关在屋里，往地上撒上一把一把的米，让她和那个冥冥中的求婚者共度了一个冷寂、阴森的蜜月。过后，马孔多人居然说理发匠的姑娘怀孕了。

没过一年，再也没人盼着她能生个一男半女的了。人们的好奇心就开始转移，说什么大夫爱上了她。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中邪的姑娘一直关在屋子里，等不到求亲的人上门，早已化为灰烬了。

因此，我心里明白，这个说法不是什么有根据的推测，而是一种狠毒的、恶意编造的流言。直到一九〇九年年底，大夫还是每天都到理发馆去，人们也还是风言风语地说什么他们要结婚。可是谁也不敢肯定大夫在场的时候姑娘曾经出来过，也不敢说他们之间什么时候谈过一言半语的。

十三年前的九月和今年的九月一样，也是这么炎热，这么死气沉沉。继母动手给我缝制嫁衣。每天下午，爸爸睡午觉的时候，我们都坐在走廊上缝衣服，旁边摆着几盆鲜花，燃着一小炉迷迭香。在我一生当中，九月总是这个样子，十三年前如此，再往前还是如此。我的婚礼只打算邀请近亲参加（这是我父亲安排的）。我们慢条斯理地缝衣服，那股细致劲儿就跟没有急事、做针线活消磨时间的人一样。我们一边干活儿，一边叙家常。我还在琢磨临街的小屋，想壮壮胆子求继母，最好把马丁安顿在那里。那天下午，我和她谈了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