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独裁体制中的宣传（第3/4页）

知识分子要求提供证据，看到逻辑矛盾和谬论，他们就一惊一乍。他们视过分的简单化为思想的原罪，又鄙夷口号、武断之论、泛泛之谈，不过这些可都是宣传家们的惯用伎俩。希特勒写道：“一切有效的宣传，必须是针对少数必要的情况而发表，且务必用一些陈旧的公式。”这些陈旧的公式必须不停重复，因为“只要不停重复，终将成功在众人脑海中牢固刻下某些观念”。

哲学教会我们，对那些看起来不证自明的事物要持怀疑的态度。与之相反，宣传则要求我们接受这些不证自明的事物——本来我们理应对其表示怀疑。煽动家的目标即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建构社会凝聚力。但是，正如罗素所言，“教条的体系其实并无经验支撑，比如经院哲学和法西斯主义，但它们却能在信徒中建构庞大的社会凝聚力。”

因此，善能蛊惑人心的宣传家们必须保持始终如一的教条，他所有的陈述都是无条件正确的。在他的观念里，世界非黑即白，黑则如魔鬼临世，白则如天神下凡。用希特勒的话来说，宣传家需要采取“一种系统化的一边倒态度，来应对所有的问题”。他任何时候都绝不能承认自己也有可能犯错，或者承认别持观点的人有可能部分正确。至于对手们，根本无需与之辩论，而是直接攻击，盖住其声音，倘若他们太过麻烦，则直接将之清除。道德上带些洁癖的知识分子知道有这种事，只怕会目瞪口呆。可是群众总是确信“主动的攻击者永远正确”。如此便是希特勒关于群众之人性的观点了，格调或许不高，不过，它是否错误呢？

由果子可以知树。而关于人性的一种理论，倘能启发极其有效的统治手段，那么它至少还是有点真理的因子吧。在一个小团体内，个人与个人之间若能自由交流，则能激发美德与才智，可也会激发罪孽和愚蠢。但是当煽动家刺激着他的受害者走向行动时，他所吁求的乃是没心没肺，所倚赖的则是道德上的低能。没心没肺和道德低能，并非是作为个人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而是作为群众之一员的男男女女的特征，这两者本不存在于人的属性中，而是“群体毒药”发作的症状。

在全世界所有高级宗教中，拯救与教化都是针对个人的。天国其实存于个人之精神，而非存在于群众的集体性的丧智状态之中。两三人并处，则耶稣承诺现身。若成千上万人皆中了“群体毒药”，互相皆迷狂，耶稣焉能显灵？在纳粹统治之下，庞大的人群被迫花费巨量时间，组成密集的行列，前进前进，从此处到彼处，然后再从彼处到此处。“命令全体民众不停行进，似乎只是无谓地浪费时间和精力，只是许久之后，”赫尔曼·劳施宁又说，“才发现原来此种活动含义微妙，其理论基础是精准的调节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需知，行进活动转移了人们的思想，最终杀死思想。它终结了个人的存在感。它好比不可或缺的魔棒，在其指挥之下，群众便逐渐适应一种机械的、准仪式性的活动，直到它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

就其观点和选择执行他那恐怖事业的程度而言，希特勒对人性的判断完全正确。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视男男女女为个人，而不是群众或严酷集体中的成员——的人来说，希特勒似乎大错特错。

在人口过剩、组织膨胀的趋势不断加速的时代，在大众传媒宣传手段越发高妙的今日，我们如何来维护人性的正直，并重申个人的价值？这个问题仍然值得我们追问，也许我们还有机会获得有用的答案。倘若再过一代人，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已经太迟了。在未来社会那令人窒息的集体氛围中，甚至连追问这个问题或许都不再可能。

[1]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在纳粹德国时期成为装备部长以及帝国经济领导人，是后来的纽伦堡审判中的主要战犯，因其承担了自己的道德责任，被称为“道歉的纳粹”而免于死刑。但关于他在犹太人大屠杀中的真实作用，至今存疑。

[2]老大哥，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独裁者。

[3]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1897—1945），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被称为“宣传的天才”，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和维持第三帝国的体制。希特勒自杀后，戈培尔毒杀自己的六个孩子后自杀。

[4]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1914—2004），英国知名历史学家，著有《希特勒：一个独裁政权的研究》（Hitler:A Study in Tyranny）一书。

[5]赫尔曼·劳施宁（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德国人，曾短期加入纳粹，后立刻脱离，并逃离德国，从此开始公开批评纳粹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