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主社会里的宣传术

杰斐逊曾如此写道：“欧洲人深信，若无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管束人的身体与道德，则方方面面的组织中的人们将不会受秩序与正义的束缚。……而我们（新兴的美利坚民主的创建者）则坚信，人是理性的动物，有天赋的权利与内在的正义感，良好的政府需告知民众可自行选择人生，同时以民众的意志为准忠于职守，如此方能为民众扬善避恶。”

在弗洛伊德的信奉者们看来，这等言语固然动人，却未免天真古怪。但情况没有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想的那般美妙，因为人类早没那么多理性，也没有那么多内在的正义感了。另一方面，情况也不是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者们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令人绝望，人类道德并没有到彻底善恶不分的地步，也并非非理性到无可救药。尽管弗洛伊德发现了本我和无意识对人巨大的影响，尽管地方性的神经官能症较为流行，尽管人群中低智商的比例越来越高，但绝大部分男男女女或许仍然足够正派、明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能自主选择自己的命运之路。

民主制度能润滑公共秩序、个人自由和创造性之间的矛盾，并使一个国家暂时的掌权者永远效忠于民众——归根到底，权力还是民众的。在西欧和美国，大体上来看，这一制度运行良好。这一事实足够证明，十八世纪的乐观主义者们并非全错。如果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他们可以管理得更好，虽然也许不会有机器般的高效率——“独立于个人意志之外的权威力量”才会像机器一般高效呢。

我强调一遍，是“给民众一个公平的机会”，公平是先决条件。原本在一个独裁者统治之下做顺民，忽然一变，政治民主了，个人自由了，纯然是一个陌生的政治氛围。这种转变，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公平的机会”，也难以立刻实践民主制度。同样，在动荡的经济环境下，也没有人能有“公平的机会”民主地管理自身事务。

自由之花盛开于社会繁荣的土壤之中。社会衰退，自由亦消减。只因当社会衰退时，政府才会觉得有必要频繁而彻底地插手民众的事务。

正如前文所论，人口过剩与组织膨胀这两种情形将会夺去社会“公平的机会”，使民主制度不能顺畅运转。由此可见，总有某些历史的、经济的、人口统计学的、科技的因素，使杰斐逊所言的理性的动物——他们具有天赋不可让与的权利，并具有内在的正义感——即使在一个民主化的社会里也无法行使其理性，伸张其权利，展现其正义行动。

我们这些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应感到极其幸运，我们得到了“公平的机会”，可以最大化地实现自我管理。但不幸的是，因近来形势有变，看上去，这无限宝贵的“公平的机会”正一点一点被蚕食，从我们手边被夺去。

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个人自由与民主制度的敌人还不仅仅是这两种盲目而冷酷的势力。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抽象的力量是追逐权力之辈乐于利用的。这些人的目标是部分或全部地控制其同胞。五十年前，我还是一个小男孩，当时形势看上去是完全不言而喻的，就是说，旧时的坏日子终于过去，折磨、屠杀、奴役、异端迫害，凡此种种，都化为陈年往事。对于当时那些头戴高礼帽、乘坐火车旅行、每日早晨都要沐浴的人们来说，那种种旧日的恐惧完全不可能再现，他们心想，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了呀。可是，数年过后，就是这些每日早晨沐浴、戴着高礼帽去教堂的人们，就是他们，双手却沾满鲜血，其暴行规模之大，即使无知的非洲人也不曾梦见过。

照近年情况来看，指望这类现象不会再次发生，怕是痴人说梦。它可能发生，而且毋庸置疑，一定会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九八四》描述的那种惩罚性的统治术不会发生，真正发生的，会是《美丽新世界》描述的那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统治术。

有两种意识形态宣传办法。一种是理性的宣传，无论对宣传者本身，还是对被宣传者，这种宣传都符合他们合理的利益诉求，且有利于实际的运作；另一种是非理性的宣传，完全不顾任何人的切身利益，且是命令式的，它吁求的乃是激情。

人们的所作所为必有其动机，其动机比合理的利益诉求可能更高尚；但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在集体行动的所有有效动机中，合理的利益诉求可能排在首要位置。如果政治家及其幕僚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提升他们个人或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这个世界将变成人间天堂；因为实际上，此辈经常背离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他们最微不足道的激情，结果，世界化为人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