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普莱斯（第2/4页）

由于没法给她打电话，我就每个周末坐巴士回去一趟。我们喝茶，她给我看她的花儿。奇怪的是，父亲在的时候，她从来没从事过园艺，那是他的领域。他指示我们大家都去栽种有用的食材，为了主的荣耀，诸如此类。在整个童年时代，我就没见我们家的院子里栽过一朵花，连一棵蒲公英都没有。如今，母亲的窝棚仅仅是一方耸起的屋顶，四周却围绕着如火如荼的粉色、蓝色、橙色。你得弯腰通过蓬勃的大波斯菊拱廊，还得用右臂使足了劲推开挤入人径的蜀葵，方能来到门口。没想到，母亲竟对栽花极有天赋。她自己就是一座逐渐成形的植物园。

我去看她的日子里，彼此的话从来不多。我想，或许我们俩都因这沉默而如释重负吧。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了，我欠她一条命，而她什么都不欠我。但我离开了她，她很伤心。对于这一切我还很不习惯。我一直是那个牺牲了生活、肢体和半个大脑来救助另一半的人，我向来如此。我习惯了傲慢地拽着自己穿过这世界，而这世界欠我的，根本无以偿付。长久以来，我都依赖着殉难所带来的舒适感。

如今，我也欠下一份无法偿付的债了。她紧紧握着我的手，经历了艰难险阻。母亲要将我拽出非洲，哪怕那将是她的最后一搏。我觉得那很可能是。事情是这样的：那个生意人的卡车好似锈蚀斑斑的天使降临在布隆古，他应允将我们连同他的那些香蕉一起载往利奥波德维尔。但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把我们扔下了车，以便放上更多的香蕉。和沿途的一些士兵交涉之后，他确信当时在城里，水果的要价比白种女人更高。于是，我们就出了局。

我们徒步走了两天，粒米未进。入夜之后，我们就蜷缩在树林的边缘，用棕榈叶盖在身上，以免被士兵发现。第二天深夜，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了我们身边。有个人冷不丁地把我们扔进了后车厢，我们就这样落在了膝盖、头盔和步枪中间。毫无疑问，士兵们原本是打算伤害我们的，而我浑然不觉。但母亲毛玻璃似的眼睛唬住了他们。显然，她已恶灵附体，要是这些人不想被恶灵入侵，就最好别来碰她，或我。尤其是我。所以，他们始终与我们俩保持着距离。我们沉默着，挤在卡车后部一路颠簸而去，途经几十处军事路障，最后被交给了比利时大使馆。大使馆接收了我们，等着有人想出法子该拿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医务室里待了十九天，吞下了各种各样特制的毒药，因为我们的肠子里有寄生虫，脚上、前臂上则生长着真菌，还患了比普通程度更厉害的疟疾。

后来，我们坐上了一架医院的飞机，机上全是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和患病的白人。我们就这样被运走了。飞机轰鸣着穿越漫长的黑夜，我们在黑夜中睡得像死人一般。当嗡嗡声戛然而止，我们便坐起身，像被吵醒的僵尸一般眨着眼睛。圆形的窗户外透进亮光。机身呻吟着打开来，我们就这样倏然间被投递到了佐治亚州本宁堡和煦的春日空气之中。

要描述返回时的震惊之情已不可能。我只记得我呆站了相当长的时间，紧盯着干净利落的水泥路缘石上漆得颇为整洁的黄线。那么黄，那么直。我久久地思考着人类的工业——油漆、装载水泥的卡车和浇筑混凝土的模子，所有注入那一道路缘石的资源。为了什么呢？我很难想清楚答案。为了不让车停在那儿吗？是因为有太多的车，美国才必须被分割成有车的地方和没车的地方吗？是一直如此，还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它们和电话、新款鞋子、半导体收音机及玻璃纸包装的西红柿一起大规模繁殖了呢？

然后，我又盯着交通灯看了一会儿，它被电线精心悬在十字路口上方。我不敢去看那些车子，因为我的大脑会被斑斓繁复的色彩和协调一致的金属运动搞得咆哮嘶吼起来。一阵中性味道的空气自我身后的开放式建筑那儿刮来，随之而来的还有荧光灯高频的嗡鸣声。即便我身在室外，仍有种特别的幽囚感。一本被丢弃的杂志躺在街边，干净得无法想象。一缕微风替我轻柔地翻动着，一页一页：一个头巾裹得一丝不苟的白人母亲，身边是一台硕大无朋的白色干衣机、一个肥胖的白人孩子和堆成小山的亮白衣服——我觉得那堆衣服多到足够让整个村子的人穿；下一页，一男一女中间拥了面邦联旗站在一片修饬平整的宽阔草坪上，身后拉长的影子有一棵倒下的树那么长；另一页，是一名着黑裙、戴珠子、留着红色长指甲的金发女子，正俯身于一张洁白的桌布之上，凑向一杯葡萄酒；再一页，一个穿着各式新衣的孩子，搂着个过于整洁的洋娃娃，让人觉得那洋娃娃并不属于她；又一页，一个穿大衣、戴帽子的女人举着一束菱形图案的多色短袜。这世界似乎既拥挤又空旷，了无气味，极端明亮。我继续盯着交通灯，红色的光芒闪烁着。突然，一支绿色箭头跳将出来，指向左侧。一排车子犹如听话的动物全都往左驶去。我爆发出一阵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