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普莱斯

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1962年

说出全部真相，但别太直接 。① 我朋友艾米莉·狄金森如是说。说真的，我还能有什么选择？我是个歪斜的小人物，一心只想着保持平衡。

我决定讲话，这样就有可能诉说。讲话成了一种自我防御，因为母亲似乎已经变成了哑巴。而由于没有人为我在这世界上的位置作证，我发现自己置身于当初一年级入学时面临的同一座峭壁之上，摇摇欲坠。我究竟是天才，还是应该和那些只会揪耳朵的野孩子们一起接受特殊教育呢？我倒不是对身边头脑简单的人有多介意，我只是需要逃离伯利恒。那儿有无数双眼睛犹如一排排砖块堆砌成无数面窥探之墙，每呼吸一口空气都会吸入别人最近八卦的酸臭味。我们回家时受到了英雄般的特殊礼遇：整个镇子对可以拿来嚼舌根的好材料正如饥似渴。欢迎，欢迎！欢迎可怜的普莱斯一家回家！惊恐，丧亲，怪异，无家可归（没了牧师，我们就不能住在牧师宅邸里了），被黢黑的非洲（或许还有异教徒）所玷污的奥利安娜和艾达，偷偷摸摸地返回镇子，身边已无男人，好似一对得了狂犬病的斑点狗，蹒跚回家，垂头丧气。

我们被看作疯子，母亲坦然接受了这个诊断。她把我们的东西从仓库搬入了小镇松树成荫的郊区的一栋胶合板木屋里。她靠沃顿外公少得可怜的遗产把木屋租了下来。她没装电话，反而拿起了锄头，开始将租来的砂石遍布的两亩地每一寸都种上了植物：花生、甘薯，还有五十来种花卉。她似乎铁定心思要让灾难随着草木繁盛而被抹去，就像新长出的头发抹去原来糟糕的发型。这条路上的一户邻居养了一只很凶的鹅和几头猪，母亲便每天去把它们的粪肥分两半装在两只一蒲式耳木桶里拎回家，像个勤劳的非洲人。要是看见她把第三只木桶顶在脑袋上，我也不会大惊小怪。盛夏时节，我们都没法望向窗外，因为毛地黄和矢车菊遮住了视线。母亲说她的目标是在路边搭间木棚卖花，每束花卖三美元五十美分。我在想伯利恒对此会有何看法。牧师的妻子打着赤脚去摆路边摊。

母亲热心研读种子目录时，我也在仔细琢磨埃默里大学的手册，看我入学的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我就乘上灰狗巴士去了亚特兰大，一瘸一拐地走入了招生办。我获准同一个名叫霍尔登·里麦尔博士的先生约谈，我想他的工作就是打击像我这样去同他约谈的人。他的办公桌超大无比。

我张开嘴，静等那句话自行流淌而出。“我需要入读你们的学院，先生。完成学业后，我还需要入读你们的医学院。”

里麦尔博士煞是震惊。我说不准他这样是因为我残疾，还是因为我胆大包天。但我听到自己嗓音时的那种震惊程度说不定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问我是否有资金，是否有高中的成绩单，是否至少上过高中的化学课或高等代数课。我给出的唯一回答就是：“没有，先生。”但我提到自己读过相当多的书。

“你知道什么是微积分吗，年轻的女士？”他问，那样子仿佛手里藏着可怕的东西似的。由于是在普莱斯牧师的耳提面命之下长大，我对这种程度的恐吓颇具免疫力。

“知道，先生。”我说，“那是关于变化的数学。”

他的电话响了。等着他通话的时候，我心算出了他书架上标了号码的一大排文件的数字的总和与乘积。那些文件的顺序完全不对，我就列了个方程式，把它们按序重排了一遍，并写在纸上给他看。但做这件事只能用代数，没法用微积分。我还观察到他的名字倒着看的话，是个法语动词，意思是穿着破衣烂衫，于是我也告诉了他。我并不是特意要去冒犯，因为他的穿着无可挑剔。

里麦尔博士突然认定，由于我是老兵的孩子，所以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他安排我参加入学考试。为此，一个月后，我又返回了亚特兰大。数学考试的所有题我都答对了，词汇部分则有四道题答错了，全都错在单词分类题上，这种题我一向答不好。鉴于自身的处境，我发现任何事物最后几乎都可归属于任何地方。

我说出了真相：我需要入读他的学院。我需要离开伯利恒，离开我的皮肤、我的头颅、我家人的幽灵。这并非因为我为母亲感到羞耻——我，村里的白痴，怎么可能为她感到羞耻呢？有她的疯狂做伴，我还挺高兴的呢，而且那种疯狂我也绝对能理解。但母亲想要把我当食物一样消耗掉。我需要自己的房间。我需要书本。我平生头一回需要同学，他们能告诉我每天要去思考些什么。

在有机化学、无脊椎动物学和完美对称的孟德尔遗传学里，我发现了一种能满足我的宗教。我像背祷文似的背诵元素周期表，像领取圣餐似的参加考试。我度过的第一个学期充满了神圣，我的头脑里塞满了林海般的数据。林海间安卧着一片片广阔的绝望平原，我绕过它们，只在林中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