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携走之物

利娅·普莱斯

布隆古，1961年雨季后期

我们只带了我们能背走的东西。

母亲一次也没有回头看过。如果不是玛玛·姆万扎的女儿们追上来，给了我们几个橙子和一只盛满了水的大肚瓶，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她们知道我们会口渴，尽管大雨已让我们的衬衫紧贴着前胸和后背，使我们冷彻骨髓，且似乎再也不可能口渴。我们要么是从没见过这样的雨，要么就是见过却忘得一干二净。暴风雨开始仅仅几个小时以后，村子里所有龟裂的路面便已成了掺着烂泥的急流。泥流呈血红色，似动脉一般搏动不息。我们根本没法在那上面走路，只能勉强踩在长满青草的路边前行。一天前，为了能下场豪雨，我们仿佛付出一切都在所不惜。可如今，我们却面对这滔天的洪水，咬牙切齿，沮丧万分。要是我们有一艘小船，看上去我们就能乘风破浪，直抵利奥波德维尔。这就是你所见到的刚果：要么是饥荒，要么是洪灾。到现在为止，雨还一直不停地下着。

那天傍晚，我们正艰难地跋涉着，前方赫然升起一束明亮的色彩，透过雨幕隐隐地闪着光。后来，我终于辨认出了玛玛·波安达横裹整个臀部的硕大粉色光团。她、玛玛·洛和其他几个人挤在路边的象耳叶下，等待着异常狂暴的倾盆大雨消停下来。她们招呼我们去那儿避雨，在雨中几乎失去知觉的我们便加入其间。很难相信地球上的雨竟会下得如此毫不含糊。我伸出手，眼睁睁看着双手从胳膊末端消失不见了。我们脑袋上方白色的轰鸣声将我们聚拢到这座小小的草丛避难所。我呼吸着玛玛们糅合着花生与木薯的气息，任由自己的思绪飘入一处美妙的乌有乡。玛玛·波安达原本耸立着的根根发辫自末端耷拉了下来，好似小花园里漏水的水管。

当雨势稍缓，变成一般的暴雨后，我们便一起出发了。女人们用叶片包裹着木薯，和其他东西一起顶在头上，要将食物带到布隆古的丈夫那儿。她们就是这么说的。那儿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政治集会。玛玛·洛则带了棕榈油，准备去布隆古售卖。她将硕大的方油桶顶在脑袋上，还和我聊天，看上去极其自在。我试着把自己的塑料大肚瓶也搁在脑袋上，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原来只要一只手扶着瓶子，我也能保持这种状态。待在刚果的日子里，我一直对这儿的女人这种携带东西的方法感到惊奇不已，但自己从来没试过一次。我能像这儿的任何一个女人那样顶着自己的包裹了，真是全新的启示！走过最初的几英里后，我就丝毫感觉不到脑袋上的分量了。

由于周围没有男人，每个人的心情都好得出奇。这种情绪还带了点传染性。我们嘲笑自己陷入泥里时那副毫不淑女的模样。女人们还会时不时地齐声唱和，甚至偶尔喊几嗓子。只要找着了调，我也会加入。父亲的使命至少在一个方面成功了：刚果人很喜欢我们的音乐。她们用自己的语言唱《十字架战士》，营造出了一种奇妙的气氛。甚至基督教里最悲戚的哀歌，《无人知晓我见过的苦厄》，被这些闲庭信步的女人唱出，也有股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味道：“纳尼奥泽姆帕西扎佐！纳尼奥泽姆帕西！”我们的确见过了无与伦比的苦厄。但在那一刻，当我们迈步向前走，任凭雨水似溪流般从我们的头发上潺潺而下时，恍然有种我们要共赴狂野冒险之旅的气势。我们普莱斯家的那份悲伤似乎已属另一个时代，根本没必要再去想了。唯有一次，我意识到自己在环顾四周寻找露丝·梅，惦记着她是否还暖和，需不需要再多穿件衬衫。随后，我忽然一惊，啊，露丝·梅再也不会和我们在一起了！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我们沿路走远，而她没有和我们同行。

我的思绪漫无边际地飘散开来，直到它发现了阿纳托尔。有些很特别的想法压在我心上，我很想告诉他。比如，绿曼巴蛇的口腔是纯净的天蓝色，还有我们像但以理那样在地上撒了灰，捕捉到了六个脚趾的脚印。这件事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阿纳托尔在基兰加也不安全，和我们的处境一般无二。但也许没有人是安全的吧，毕竟有太多的事情都颠倒了黑白。布隆古召开政治集会的目的是什么？在阿克塞尔罗特的窝棚里，艾达看见的那个嘲笑艾森豪威尔总统命令的神秘男子究竟是谁？他们真的要去杀了卢蒙巴？我们穿越丛林时，听见了远处的枪声，但女人们都没提，我们也就没吭声。

我们沿着奎卢河边的小路往上游走。我们一家住在基兰加时，我一直认为文明世界在我们的下游，因为船都是那样驶往班宁维尔的。但当母亲从村里步行出发时，她问了好几个邻居哪条路通往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都说，最好往上游走。两天后，那条路就能带我们抵达布隆古。在那儿，它和另一条宽一点的西向路交会，我们便可经陆路去往首都。邻居家的女人说，路上会有卡车，也许我们可以搭到车。母亲问她们，她们自己是否走这条路去过利奥波德维尔？她们面面相觑，十分吃惊，竟有人问这样的怪问题。没有，她们都说没有，她们没理由走那条路啊。但她们相信我们一定会有个愉快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