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

一月，昂德当夫妇现身了。他们从利奥波德维尔过来，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是坐阿克塞尔罗特先生的飞机来的，那时候我们真正最期盼的其实是土豆泥和午餐肉。昂德当夫妇可不喜欢闲着没事跑来这儿，所以相信我，这次绝对有事。他们看上去像是得了神经性头痛症。母亲很不安，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传教联盟的上司。他们来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在做家务活：穿着条旧旧的黑色七分裤，膝盖部位已磨破。看她趴在那儿擦地板真是一道风景，蓬乱的头发一绺绺翘着，眼睛下面挂着一道黑黑的眼圈。那是因为她整天提心吊胆，怕我们感染上那种自杀性的疾病。我觉得，她那么尴尬倒不是因为穿了身旧衣服，而是因为獴啊蜥蜴啊在我们家畅通无阻地跑进跑出。不过，至少那只烦人的猫头鹰总算走了。谢天谢地，即便父亲对利娅太狠了点。那场景真是吓人。那件事之后，我们都变得比以前还要如履薄冰。那只猫头鹰散发着一股腐肉的味道，所以我还是要说，总算把它给请走了。

真想不通，我们为什么要为昂德当夫妇盛装打扮？我听父亲说过，他们甚至都不是浸信会教徒，只是替传教联盟监管财政方面的事务而已，因为撤走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们是圣工会① 教徒，真名其实很有异域风味，叫昂－特雷－东什么的。我们说昂德当，是因为这样读起来顺口。老实告诉你，他们俩不过是一对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夫妇，发型很简单，花不了几个钱，裤子是卡其布的。更搞笑的是，弗兰克·昂德当和詹娜·昂德当看上去长得一模一样，除了身上的搭配不同：他蓄了胡子，她戴着金色的十字架耳环和挂链眼镜。土豆头先生和土豆头太太。②

他们坐在桌边，汗流浃背，母亲则跑去榨橙汁，给他们端上来。甚至连玻璃杯都在滴滴答答地淌汗。外面，天空正在为定期可见的午后风暴排兵布阵——大风狂击着棕榈叶，红尘幽灵从路上扬起，小孩子们飞奔着找地方避雨。母亲太紧张，没法和他们一起坐定，索性站到父亲的椅子背后，倚着窗台，等他看完他们带来的报纸。报纸在他们所有人手里传来传去，只除了飞行员阿克塞尔罗特先生，他多半不知道该拿报纸怎么办，除了用它们来擦屁股。对，现在他也算是我们的一员。他就在后门廊上，斜着身子一个劲儿地吐痰。后来我都忍不住想说他了。他直勾勾地盯着我，把我内心的想法脱得一丝不挂。我早已说过，父母对某些事情完全是蒙在鼓里的。我朝他做了个鬼脸，总算把他轰走了。

父亲在读最近的新闻时，昂德当太太想要和母亲套近乎，就抱怨起利奥波德维尔家里的男童。“说句实话，奥利安娜，除了孩子，他什么都能偷。只要觉得能卖掉，他就会把东西弄到手。要是我想把东西锁起来，他就会拍着胸，好像我控告他杀了人似的。前天晚上我甚至抓到他把弗兰克的手帕和一公斤糖藏在衬衫下面，他还跟我装傻。他总是声称对那些东西去了哪儿毫不知情。”

“我的老天哪。”母亲说，听上去对这话题没多大兴趣。

昂德当太太注视着母亲，一脸的不解，“你的老甜 ？”为了表明我们说话带口音，她老是重复我们的发音和表达方式，拿我们开涮。可她自己也算是个外国人，所以要我说，她和我们是半斤八两。

这段时间以来，我和妹妹们都会找借口出去玩，不想花一上午的时间陪母亲一起扮“学校叮咚”③ 。但我们对昂德当夫妇的来访还是挺好奇的，就不想走开了。老实说，我们太缺玩伴了。我开始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照照镜子，整理整理发型，收拾收拾桌子，最后和妹妹们晃悠到了游廊上，那儿离门口足够近，方便监视。我们凝视着斟满橙汁的玻璃杯，希望在我们凝神细听、弄明白他们究竟为何而来的时候，母亲能与我们结成同盟，给我们也准备充足的橙汁。虽然我很清楚，说不定还没等听完，我就会倦极无聊地发起神经来。

当然啦，等他们把报纸上的文章传看了一遍之后，就不再谈论昂德当夫妇家那个有犯罪情结的男童，而转移到了各类乏味至极的话题上：新的床单，抗疟疾的药物，学校新发的圣经。诸如此类。

看到父亲把报纸扔到地板上，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把它捡起来。好吧，我为什么不应该捡呢？报纸上是血红的英语，发自美利坚合众国的纽约。我打开他们折起来的那一页，看到上面写着“苏联计划向刚果推进”。文中说赫鲁晓夫想接手比属刚果，不让这个无辜的蛮荒之国成为自由社会。因为这是赫鲁晓夫统治世界的一步棋。这有什么，要我说，如果赫鲁晓夫想要刚果，那就让他拿去好了。不管怎么说，这报纸也是去年十二月的了。如果这项庞大的计划进展顺利，我们现在就该看见俄国人的皮毛了吧。这篇文章说比利时人都是无名英雄，他们进村的时候，通常都会把正在进行活人祭祀的食人土著打个措手不及。哼。如果他们哪天来了我们村的话，应该会把正在擦地板的母亲和正在马路对面比赛尿尿的十几个小屁孩打个措手不及吧。我把报纸给了艾达，利娅站在她背后读。她们翻了几页后，给我看一幅漫画：秃头大肥仔尼基塔·赫鲁晓夫身着共产主义制服，正和大嘴唇、发辫里插人骨的骨瘦如柴的食人土著手牵手大跳热舞。赫鲁晓夫还唱到：“宾果、班果、邦果，我可不想离开刚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