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赛

伊丽莎白·霍根·贝克喜欢告诉别人她的父母都是大字不识的爱尔兰移民，她在大萧条那几年里，一直为西切斯特县的几份报纸写专题故事。她在位于新罗谢尔市的家里工作，可是每天都开着一辆锈迹斑斑、抖抖晃晃的A型福特车在路上跑。她开得又快又不小心，经常嘴角还叼着一根烟，烟雾让她眯上了眼睛。她长相漂亮，金发，健壮，结实，仍然年轻，发现什么荒唐事时，会发出响亮的笑声，而这根本不是她本来给自己安排的生活。

“你能弄明白吗？”她会问，通常是在晚上喝了几杯后。“自力更生，从农民出身奋斗出来，又上了大学，在一份郊区报纸干一份不起眼的破工作，因为当时觉得那样混上一两年挺不错，现在看看吧，你能弄明白吗？”

谁都弄不明白。她的朋友——她总是有佩服她的朋友——只能认可她真是时运不济。和她做的那种工作及其带给她的压抑、沉闷的环境相比，她真是太大材小用了。

早在二十年代，她还是个女孩，是新罗谢尔市一份《标准星报》的爱做白日梦的记者时，有一天，她从办公桌上抬头看到编辑部里有个高个子、样子腼腆的年轻人被人领来领去。那是报社的一位新员工，名叫休·贝克。“就在他走进来的那一刻，”她后来说过很多次，“我就想：我要嫁给这个人。”倒是没过多久，不到一年他们就结婚了，两年后有了个女儿。很快一切都分崩离析，其中原因，伊丽莎白从来不愿多说。休·贝克独自搬到纽约，最后成了一份晚报的专题故事作者，经常因为编辑们所称的轻松笔触而受到赞扬，就连伊丽莎白也从未贬低这一点：好多年里，不管记恨不记恨，她总是说在她认识的男人中，只有休·贝克能真正让她哈哈大笑。但是现在她三十六岁了，一天即将结束的多数时候无事可做，只能回到在新罗谢尔的楼上公寓，假装跟孩子在一起很开心。

伊丽莎白自己开门进屋后，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妇女正在厨房里的烤炉前干活，她叫埃德娜，她的衬裙总是露出裙子下摆至少一英寸。

“什么都好像挺好的，贝克太太，”埃德娜说。“南希已经吃过晚饭，我只是把这个用小火放在烤炉里，好让你准备好什么时候吃都可以。我做了挺好的砂锅菜，很好吃。”

“好，埃德娜，那样就好。”伊丽莎白脱下用旧了的开车用皮手套，这样做时，总是下意识做得动作夸张，如同一个骑兵军官骑了很久的马，下马后取掉护手手套那样。

她们进去看南希时，看来她已经准备好上床睡觉：她穿着睡衣在睡房地板上玩，在没什么目标地玩游戏，比如把几个旧玩具仔细排成一队。她九岁了，会长得像她的爸爸一样个子高，肤色黝黑。最近，埃德娜把她的连脚睡衣的脚根部分剪了，好给她更多自由——她穿什么都嫌小——可是伊丽莎白觉得她脚踝处多出来的那个兜兜挺好玩；另外，她挺有把握九岁的孩子不应该再穿那种睡衣了。“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她在门口问道。

“哦，还可以。”南希只是抬起头扫了一眼她的妈妈。“爸爸打电话了。”

“哦？”

“他说他下下个星期六要来看我，说他买了县中心上演的《潘赞斯海盗》的戏票。”

“嗯，那挺好的，”伊丽莎白说，“不是吗？”

接着埃德娜弯着身子，双臂张开进了房间。南希急切地一骨碌起来，她们站在那里拥抱了好久。“那就明天见了，甜姐儿。”埃德娜贴着这个孩子的头发说。

在伊丽莎白眼里，经常觉得一天最好的时候，是她终于一个人时，她端着一杯酒蜷坐在沙发上，高跟鞋给踢掉倒在地毯上。也许像这样一种完全理应如此的平和感觉，是生活本身最好的一部分，让其他都可以忍受。但她总是尽量去看得足够清楚，不去哄弄自己——自欺是一种病啊——所以喝了两杯酒后，她愿意承认这种独自度过的夜晚事实上是怎么样：她在等待电话响。

几个月前，她认识了一个不拘礼节、精力充沛、偶尔让人眼前一亮的男人，名叫贾德·莱昂纳德。他自己在纽约开了一家不大的公关公司，如果有谁把公共关系跟宣传混为一谈，他就会朝谁吼。他四十九岁，离过两次婚；他经常在野心、愤怒和酒精方面控制不力，伊丽莎白却爱上了他。她在他市里乱糟糟的住处过了三四个周末；有一次，他来过新罗谢尔这里，他们聊了好几个钟头，又是大笑，又是大叫，他就是在这张沙发上跟她亲热过。要他在第二天早晨南希醒之前离开时，他也乖乖听话了。

但是现在贾德·莱昂纳德几乎不再给她打电话，要么应该说在他说话连贯时，极少给她打电话，所以伊丽莎白开始一夜又一夜在这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