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炸鸡进城来（第8/14页）

我不喜欢彼德的文章，我们是吃了店里的冰激凌后拉肚子的，难道不应该得到赔偿吗？哪怕几块钱也好啊。现在彼德这小子把这点希望也搅黄了。我忍不住跟同事们抱怨，却遭到费兰的一顿数落：“宏文啊宏文，你咋跟个娘儿们一样见识短呢？只要炸鸡店能开下去，咱们不就能多赚钱吗？”

死丫头！我心里骂着。可是想想她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炸鸡店现在已经快成我们的工作单位了。店里亏损我们也跟着倒霉。再说，要想拿到店里的赔偿，我必须首先承认偷吃喜宴的冰激凌和奶酪饼，这只能招来罚款和嘲笑。

彼德在店里很快就大权独揽了。我们对此倒乐于接受，因为他会比夏皮洛先生管理得更好。我们给他也起了外号：副支书。他那篇文章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再也没有人打电话来抱怨了，反而招徕了越来越多的顾客，有人就是为了吃甜点来的。姑娘们喜欢果冻和水果罐头，孩子们吃冰激凌简直不要命。我们又开始承办结婚酒席，这逐渐成了店里一项主要的收入来源。人们还会经常打电话来问我们办不办“白宴”—也就是丧礼后的宴席。彼德拒绝了这些请求，因为和喜宴比起来，白宴没有多少钱赚。另外，整这事多丧气啊，要倒运的。

街上的冰雪开始融化了，树枝抽出了鹅黄。夏皮洛先生也不再经常带店里的女孩子出去吃饭了。现在木基城里的大多数饭馆已经把他当成一般的顾客，只要他付中国人的价钱。有一天，店里打半工的大学生菊菊跟我们说，洋老板头天晚上带她去八仙园吃饭，喝醉了酒以后就开始对她动手动脚，还叫她“宝贝”什么的。她说以后决不跟他出去了。我们这些男士趁机警告店里的姑娘们：如果这个臭老头子对她们不规矩，她们应该立即报告警察，或者去法院告他。

到了四月下旬，夏皮洛先生回得克萨斯一个星期，去参加他继女的婚礼。从美国回来以后，他不再跟任何店里的姑娘出去吃饭了。老小子可能是害怕了，这说明他还是聪明人，因为和姑娘们在一起他不可能永远控制住自己。如果他再有什么越轨的行为，被人家女孩子告到公安局，他可就有好瞧的了，最轻的处罚也得是罚款。夏皮洛先生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认识了一个美国女人。她叫苏珊娜，从北卡罗来纳州的首府罗利来到木基市，在师范学院教英语。这个黑女人可真不一般：她三十岁出头，将近一米八的个子，粗胳膊粗腿，屁股像口小锅。她留着短头发，戴着手镯那么大的耳环。我们常常琢磨她那对金光闪闪的大耳环的成色，是14K、18K，还是20K？甭管多少K，那两个像篮球筐一样的玩意儿肯定值不少钱。去年夏天她参加木基市的马拉松比赛，专业的长跑运动员差点跑不过她。她赢得了一个“友谊杯”，抱在怀里像个黄铜做的镀金小水桶。苏珊娜有一副像男人一样浑厚的嗓子，是个非常出色的歌手。她每个星期都带四五个学生来到炸鸡店，教他们用刀叉吃美国饭。他们在店里还经常唱她教的美国歌曲，什么《漂亮的信纸》《冬日仙境》和《圣诞夜》等。他们的歌声会吸引行人的注意，对店里的生意很有好处，所以我们很高兴看到她来。夏皮洛先生给他们打八折的优惠，我们看了却很气愤。这洋老板明明是看人下菜碟嘛！我们店里有规定禁止给顾客打折，但这只是给中国雇员制定的，对老板是例外。不过，我们都认为苏珊娜人很好，在所有的顾客当中只有她给我们小费，而且她的学生吃的饭菜都是她自己付钱。

五月底的一个下午，苏珊娜又带了四个学生来店里吃饭。这时候外面走进来一个尖嘴猴腮的男人。他的头发花白，两颊像刀削的一样瘦薄。他的脸抽搐着，手里攥着一个纸团，径直走到彼德面前，用公鸭一样的嗓音说：“我要去告你们，你们得陪我一万块钱。”

我这是第一次听到中国人要为钱打官司。我们围上来，看着他展开手里的纸团，露出一只肥大的绿豆蝇。“我从你们店买的炸鸡里发现了这个。”他的语气很肯定，右手揉着腰。

“你什么时候买的炸鸡？”彼德问。

“上个礼拜。”

“有收据吗？”

那个男的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纸条递给彼德。

这时候，周围已经围了二十多个人。那个家伙和彼德争论的时候，夏皮洛先生和苏珊娜从老板办公室里走出来。他看见两个美国人立刻来了精神，冲着彼德又哭又叫：“你们想耍赖啊？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苍蝇。我看见炸鸡里有这个，栽到地上就昏过去了。我寻思着过几天就没事了，可是不行，第二天晚上又吐得死去活来。我现在头疼得要裂开，肚子也疼。耳朵里也嗡嗡响，吃啥东西也没胃口。从上礼拜三开始我就上不了班，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他又转身对围观的人说，“同志们，我就是他们这资本主义牛仔鸡的真正牺牲品。你们看我多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