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郎（第3/8页）

“你他妈的犯什么病了！”我勐地一拍桌子。

出乎我的意料，他说：“不必大惊小怪的，我是有病。你寻思我自己不知道？”

我简直被气晕了。他接着说：“多少年以前我就想尽办法治我的病。我吃的中药都能堆成山了。我吃过炸蝎子、炒壁虎和炖癞蛤蟆汤。可是都不管用，我还是喜欢男人。我也不知道我为啥不喜欢女人。只要我同女人待在一起，我的心静得就像块石头。”

他的话给我心中的怒火浇了一瓢油。我问：“那你干啥要娶我们贝娜？拿她耍着玩，嗯？朝我脸上扣屎盆子？”

“我咋能那么没良心？我们结婚前我就告诉过她，我不喜欢女的，不能和她生孩子。”

“她相信你？”

“信了。她说她不在乎。她只是想要一个丈夫，一个家。”

“她是个傻瓜！”我掏出手绢，擤了擤鼻子，接着问，“如果你对贝娜根本没感情，为啥还要挑上她？”

“这有啥区别吗？对我来说，她跟别的女人没啥两样。”

“你这个流氓！”

“如果我不娶她，谁还会要她呢？结婚对我俩都好，既掩护了我，贝娜也有了面子。另外，我们还能分到房子—有一个家庭。您看，我是想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从来也没作践过贝娜。”

“你这是假结婚！你也骗了你妈妈，是不是？”

“她老催我结婚。”

警察朝我挥了挥手，示意时间已到。我强压下怒火，对保文说我会尽力帮助他。他应该同警察老老实实地配合，表明他悔改的决心。

我该咋办呢？我心里充满了对保文的厌恶，但他是我家的成员，至少名义上是这样。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想办法帮助他。

回家的路上，我骑得很慢，我被纷乱的心思压得喘不过气来。渐渐地我理出了点头绪，意识到也许我能使他不进监狱。我现在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我要坚持他在俱乐部里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先把他同那些真正的罪犯区别开来。第二，我必须证明他是个病人，这样他就可以进医院治疗，而不是去蹲大狱。一旦他被当作罪犯判了刑，那他就被打了烙印，一辈子注定成为社会的敌人。什么“改过自新，重新做人”都是鬼话。甚至将来他的孩子也会背黑锅。我应该救他。

幸好厂党委的朱书记和刘厂长都愿意接受保文是个病人的说法。特别是朱书记很欣赏保文的武功，曾经提出要保文教他的小儿子耍三截棍。朱书记指示我们力争先把保文从公安局里弄出来。有一天在上厕所的时候，朱书记对我说：“老程，我们一定不能让保文落个进监狱的下场。”我很感激他能说这话。

在我们缝纫机厂，同性恋突然之间成了人们纷纷议论的话题。有几个老工人说，旧社会北京的一些京剧男名角就是兔爷，每天晚上相互搂在一起睡觉，因为那年月妇女不能唱戏，演员都是男的，整天同男人打交道。朱书记看的书多，他说汉代的时候，皇帝就在后宫里养着面首。刘厂长听说有个皇帝经常命令太监嘬他的鸡巴，抚弄他的睾丸。有些人甚至声称，同性恋是上层社会有钱人的毛病，平民百姓玩不起。这些闲言碎语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因这个所谓的“女婿”抬不起头来。我从不参加这些议论，只是听着，显示我并不在乎大家说什么。

我料想到保文的事情厂里会有各种谣言，果然被我猜中了。特别是翻砂车间，那谣言传得邪乎。有人说保文是阳痿，有人说他是阴阳人，否则他妻子老早就怀孕了。

为了安慰贝娜，有一天晚上下班后我去了她家。他们把小家收十得很舒适，什么东西都井井有条。屋子的四墙刷得雪白，窗户两侧靠墙立着两个书架，上面摆满了工业技术手册、人物传记、小说和医药书籍。客厅的一个角落放着一具衣帽架，上面挂着保文在结婚前给贝娜买的红色羽绒大衣。另一个角落里摆着落地灯。在房间的另外一头是一对同墙壁隔开、等距离分放的矮凳，上面摆着两盆盛开的鲜花，一盆是仙客来，另一盆是月季。靠近内墙是一张橘黄色人造革的长沙发，旁边是一只黄色的痰盂。靠着外墙立着一个柞木柜子，柜顶摆着一台黑白电视机。

这个家庭整洁得令我吃惊，特别是屋里的砖铺地板，整整齐齐的，还涂了鲜红的油漆。就是我老伴也不能把家收十得这么干净。贝娜是个邋遢女人，这些不用说都是保文做的。他不在家，这屋里已经能看出贝娜没有条理的生活习惯—一个角落里散乱地扔着空面袋和脏衣服。我喝着她给我沏的茶，说：“贝娜，我真替保文难过。想不到他这么没出息。”

“不，他是个好人。”她的一双圆眼睛直直地放着光，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