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爱（第4/7页）

当然，基督徒可以这样借助自然远远不能证明基督教是真理。我想，那些为“邪恶的神灵”所左右的人，同样可以借助自然来证明自己的信条。这正是我所强调的：自然并不施教。有时候，真哲学也许可以证明对自然的体验的正确，但是，对自然的体验绝不能证明一种哲学是真哲学。自然无法证明（或者说，不以我们正在谈论的这种方式证明）一个神学或形而上学命题的正确，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该命题。

从基督教的角度看，这并非偶然。受造物的荣耀原本就向我们暗示了造物主的荣耀，因为前者来自后者，并且以某种方式反映后者。

“以某种方式”，但也许不是以我们首先想到的那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因为，对方——自然爱好者——强调的当然也都是事实：森林里有报春花，肚子里也长虫子。如果你试图调和二者，或试图表明二者其实不需要调和，你就从对自然的直接体验——我们眼下的话题——转向了形而上学、神义论等方面。这样做也许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应该将它与对自然的热爱区别开来。在谈论对自然的直接体验，声明讨论的仍是自然向我们直接传达的信息时，我们不应该转换话题。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荣耀的化身。千万不要试图发现一条捷径穿越它、超出它，达到对上帝更多的认识。这条捷径几乎立即会消失，自然的恐怖和神秘、上帝智慧的高深、宇宙历史的错综复杂将它阻塞了，我们无法从那个方向穿越。我们必须绕道，离开山野树林，回到书房、教会、圣经，回到屈膝祷告上。否则，对自然的热爱就开始转变为自然宗教，自然宗教即使不将我们引向邪恶的神灵，也会引我们去听信一大堆无稽之谈。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将对自然的热爱——如我所建议的适可而止的爱——拱手交给“拆穿家”，任由他们去批驳。自然无法满足她激发的渴望，既无法解答神学问题，也不能使我们成圣。真正通往上帝的旅途需要我们不时地离开自然，从曙光初现的田野进入狭小简陋的教堂，也许还需要我们在贫民聚集的教区工作。但是，对自然的热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对有些人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入门。

我不必说“始终”，因为事实上，唯有那些将对自然的热爱仅视为入门的人，似乎才能够保持这种爱。这本在预料之中。这种爱一旦被标榜为宗教，就开始变成上帝，因而沦为魔鬼。魔鬼从不守信，对那些竭力为爱自然而活的人，自然在他们身上“殒逝”。柯勒律治最终对自然麻木不仁，华兹华斯以哀叹自然荣耀的消逝而告终。清晨在花园里专心祷告，不去注意露珠花鸟，离开时，你的心灵会充满着花园的清新与欢乐；但是，若是为了心灵的满足去花园，一段时间以后，十有八九你会一无所得。

下面我要谈谈对国家的爱。在这点上，对鲁日蒙的那句名言我们无须赘述，这种爱一旦变成上帝，亦即沦为魔鬼，已经是众所周知。有些人甚至开始认为，这种爱向来就是魔鬼。但是这样一来，他们就必须将人类一半的伟大诗篇和一半的英雄行为否定掉，甚至连基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也不能保留，因为他也表现了对自己国家的爱。

我们来限定一下范围，在此我们无须讨论国际道义。爱国之情一旦走火入魔，必然会产生邪恶的行为，但是，熟谙国际道义的人可能会说，国家之间的一切行为均无道义可言。我们只讨论爱国情感本身，希望能够将健康的爱国情感与有害的爱国情感区别开来。无论健康还是有害，爱国情感都不足以导致一个国家采取行动，因为严格地说，在国家事务中采取行动的是统治者，而不是国家。国民（他们是我写作的唯一对象）有害的爱国情感会为统治者作恶提供便利，健康的爱国情感则可能起到阻挡作用。统治者心术不正时，可能会通过舆论宣传煽动我们情感中有害的一面，以便在作恶时能得到我们默许；统治者心地正直时，则可能会鼓励我们的情感中健康的一面。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爱国情感健康与否保持警醒，其中一个原因就在这里，这也是我要谈论的内容。

对爱国主义的表达，最为有力的当推吉卜林和切斯特顿。爱国主义的矛盾性也由此可见一斑。爱国主义若只有一种含义，这两位截然不同的作家就不可能同时都对它予以赞扬。实际上，爱国主义含有很多成分，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组合。

首先有对家、对我们成长的地方、对曾经是我们的家乡（这个家乡可能有多处）的爱，既而有对其邻近地区、类似地区的爱，对过去的相识、熟悉的景物、声音和气息的爱。注意，对我们来说，这最多是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或北爱尔兰，只有外国人和政治家才会说“英国”。吉卜林说“我不爱我的帝国的敌人。”真是虚伪可笑！谁会说我的帝国？伴随着这种乡土之爱的，其实是对其生活方式的爱：爱啤酒、茶、篝火、带包厢的火车、不带武装的警察等等一切，爱当地的方言，爱自己的母语（稍次于爱方言）。正如切斯特顿所说，一个人不希望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统治，与不希望自己的房屋被烧毁原因相似，因为要数算他因此会失去的一切，“无法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