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3/7页）

“啊！”

我悄声叫道。是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母亲的葬礼不是早就举行过了吗？啊，母亲已经死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一股难言的怅惘之情使我浑身颤抖，我醒了。

阳台上已是黄昏，下雨了。周围梦一般飘溢着绿色的寂寞。

“妈妈。”

我叫了一声。

“你在做什么？”

一个沉静的声音回答。

我高兴地跳起来，奔向客厅。

“刚才呀，我做了一个梦。”

“是吗？我还以为你在干些什么来着，原来睡了个大午觉。”

母亲深有意味地笑了。

母亲如此优雅地平心静气地生活着，实在令人高兴，我很珍视这一点，不由得涌出了泪水。

“晚饭做些什么？有没有特别想吃的东西呢？”

我稍稍提高嗓门问道。

“不用，什么也不想吃。今天升到三十九度五。”

我一下子蒙了，一筹莫展地呆呆环视着昏暗的房间。我忽然想到死。

“到底怎么啦？怎么会到三十九度五呢？”

“没什么，只是发热前有些难熬，头有些疼，发冷，然后是高热。”

外面已经黑了，雨似乎停了，刮起了风。我打开电灯正要到餐厅去，母亲说道：

“挺晃眼的，不要开灯。”

“一直躺在黑暗的地方，不觉得难受吗？”我站在原地问。

“反正闭着眼躺着，都一样。一点儿也不寂寞，明晃晃的，才难受呢。以后，这客厅的灯就不要打开了。”母亲说。

我从母亲的话音里感到不祥，于是默默关上客厅的电灯，走到相邻的房间，扭亮了里边的台灯，尝到一种难堪的凄凉。我连忙走向餐厅，将冰冷的罐头鲑鱼放在米饭上吃着，眼泪簌簌流淌下来。

夜里，风越刮越大。九点起，雨又下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暴风雨。两三天前卷起的廊缘边的竹帘子，吧嗒吧嗒地响着。我在客厅相邻的房间里，怀着奇妙的兴奋心情，阅读卢森堡的《经济学入门》。这是我前些时候从楼上直治的房间里拿来的，当时，这本书连同《列宁选集》，还有考茨基的《社会革命》等随便地借过来，放在客厅隔壁这间屋子我的书桌上。早晨，母亲洗罢脸回来，经过我的桌边，目光忽然停留在这三本书上，她一一翻着，看着，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悄悄放回桌子上，带着凄凉的神情朝我倏忽一瞥。不过，那眼神虽说满含深深的悲哀，但绝非表示排斥和厌恶。母亲阅读的书是雨果、大仲马和小仲马父子、缪塞和都德等人的。我知道，那种甘美的故事书里同样具有革命的气息。像母亲这样具有天生教养——这个词儿也许有点儿怪——的人，也许当然地欢迎革命，这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读卢森堡的书，虽说也有点儿装模作样，但我自有我自己浓厚的趣味。书里写的虽然是经济学这门学问，但作为经济学阅读实在没有任何意味。至少对我来说，没有一点意义，都是些单纯而极易理解的东西。不，或许我根本弄不懂经济学是什么。总之，我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人都是悭吝的，永远都是悭吝的，没有这一前提，这门学问就完全不能成立。对于不怎么悭吝的人来说，什么分配之类的问题，不会有任何兴趣。尽管如此，我读这本书，在另外一些地方，却感到了奇妙的兴奋，那就是此书的作者毫不踌躇地彻底破除旧思想的惊人的勇气。我眼前浮现一位已婚女子，冲破一切道德，高高兴兴一阵风奔向心上人身边的姿影。这是一种破坏的思想。破坏，哀切、悲伤，而又美丽。这是一种破坏、重建而趋于完成的梦想。一旦破坏，也许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但尽管如此，既要爱恋，就必须破坏，必须革命。卢森堡始终悲哀地倾慕着马克思主义。

那是十二年前的事。

“你就是《更级日记》(2)里的少女，不管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一个朋友说罢离我而去了。当时，那位朋友借给我一本列宁的书，我没读就还给她了。

“读完了吗？”

“对不起，我没读。”

我们来到一座桥上，这里可以望见尼古拉耶教堂。

“为什么？为什么不读？”

那位朋友身个儿比我高一寸左右，外语成绩优异，戴着十分合体的贝雷帽，脸形长得像蒙娜丽莎，人很漂亮。

“你真怪，我说得不对吗？你真的很怕我吗？”

“我不怕。只是那封面的颜色让人受不了。”

“是吗？”

她有些失望，接着就说我是《更级日记》里的人，而且断定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人。

我们老大一会儿默默俯视着冬天的河水。

“祝你平安，如果这是永别，那就祝你一生平安。拜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