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三（第6/15页）

当我无意中看到上田敏翻译的一位名叫查理·克罗斯[1]的人的诗句后，只觉得自己脸上烫得如燃烧一般。

蟾蜍。

（这个词说的就是自己。社会无所谓容忍或无法容忍，也无所谓埋葬或不埋葬。我是一种比狗和猫都劣等的动物。蟾蜍，只会慢腾腾地爬行。）

我的酒量越来越大。不仅在高园寺站附近，还去新宿、银座一带，有时甚至夜不归宿。我就像一个不遵从“惯例”的无赖汉一样，经常突袭似的偷吻女人。我又变回殉情以前那个——不，比那时还荒唐、蛮横的醉汉了。没钱了，我就把静子的衣服拿出去当了。

来到这儿，自打冲着那个破损的风筝苦笑以来，已经过去一年了。樱花散尽徒留樱叶之时，我有一次偷偷拿着静子的腰带和汗衫到当铺去，换了钱再到银座喝酒，连续两晚没有回家。第三天晚上，我心想着再这么下去要出乱子，便蹑手蹑脚地回到了静子家门口。只听从里面传来静子和茂子的对话。

“为什么喝酒呢？”

“你爸爸啊，可不是因为喜欢才喝的。是他人太好了，所以才……”

“好人才喝酒吗？”

“也不能这么说……”

“爸爸肯定会大吃一惊的。”

“也许会不喜欢呢。看，快看，从箱子里跑出来了。”

“就像那个性急的阿平一样。”

“没错。”

里头传来静子从心底发出的幸福的浅笑。

我把门拉开一条细缝往里面瞧了瞧，看到一只小白兔正在房间里活蹦乱跳地四处乱跑。母女俩追在身后。

（这两个人是幸福的。这是一种朴素的幸福。我这种蠢货，夹在她们中间只会毁了两个人。这是一对幸福的母女。神啊，如果您能听一听我这种人的心声的话，我将祈祷，哪怕此生一次足够。）

我蹲坐在那里，简直想拍手叫好。然后，我轻轻地关上门，又去了银座。后来，我就再没有回过那栋公寓。

就这样，我投宿到了京桥附近的一家酒吧的二楼，整日趴在那里睡觉，又过上了当别人情夫的生活。

人世。我好像隐隐约约地开始理解这个词了。人世就是个人与个人的争斗，而且是现场的争斗，只要在那个场合赢了就好。人绝不会屈服于人，就连奴隶都会进行他们力所能及的、卑贱的报复。总之，人除了当场决一胜负之外，就再没有残喘延生的机会了。个人虽然口口声声地唱什么大义之类的高调，但努力的目标必定还是为了个人；超过某个人之后还是回到个人；人世的难题就是个人的难题；大洋并非世间，唯有个人……总之，我从对如大海幻影般的人世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不再像以前那样庸人自扰，只在当下必要的时候，才厚颜无耻地想办法解决。

“我分手了。”扔下高园寺的母女俩后，我对京桥的酒吧老板娘说。

只靠这么一句，就够了。也就是说，我赢了。当晚，我就强行住到了二楼。但是，本应可怕的“人世”并没有对我造成任何危害，我也没有对“人世”做任何辩解。只要老板娘愿意，一切都没问题。

我既像是那个店的客人，又像老板娘的丈夫，还像替她打杂的下人，或者亲戚之类。总之，在旁人眼里我一定是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存在。但“人世”并没有纳闷，店里的熟客还亲切地叫我“阿叶”、“阿叶”，甚至请我喝酒。

我对这人世不再像以前那么警惕了。我甚至觉得，这人世也并不是那么可怕的地方。看来，我之前对人世的恐怖感，不过是因为受到了某种所谓“科学的迷信”的惊吓罢了——比如春风里潜藏着几十万导致百日咳的细菌部队；洗澡堂里暗藏着几十万害人眼瞎的细菌；剃头铺里藏着几十万害人得秃头病的细菌；电车的吊环上爬着让人得牛皮癣的虫子；生鱼片、半熟的猪牛肉上必定蠕动着绦虫的幼虫、水蛭或者其他什么寄生虫的卵；又比如，光着脚走路，玻璃碎片就会从脚底板扎进去，并顺着身体刺中眼球、让人失明……确实，几十万细菌在物体表面暗涌的说法，确实是“科学”的、正确的。自己曾被所谓的“科学统计”吓得胆战心惊——如果一千万人每天在便当盒里吃剩下三粒大米，就相当于白白扔掉了好几袋大米；如果一千万人每天分别节约一张手纸，就能节省多少纸浆……因此，每当我哪怕吃剩下一粒大米，或者用手纸擤鼻涕的时候，总被浪费了许多大米和纸浆的内疚所烦扰，心情沮丧得仿佛自己犯了重罪。然而，这种理论才正是“科学的谎言”、“统计的谎言”和“数学的谎言”。因为三粒大米根本不可能收集到一起，就算作为一道加减法的应用题，也太原始和低能了。简直傻得就跟计算某种可能性的问题一样——在没有电灯的黑暗的厕所里，人单脚踩空茅坑导致坠落而下的比例是多少，掉进火车的车门和站台边缘的缝隙中的人在乘客当中占了多少比例之类。就算这些荒唐事果真有存在的可能，但至少我没听过双脚跨在茅坑上受伤的事例。以前别人把这种假说以“科学的事实”的名义告诉我，我还完全当真，为此战战兢兢地活到昨天，想来自己都觉得可怜、好笑。反正这人世的真相，我是一点一点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