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裙子，1946年（第5/5页）

我们走到了舞池中间，我在跳舞。我的腿不再颤抖，我的双手也没再出汗。我和一个请我的男孩一起跳舞。没有人叫他请我，他完全不必请我，但他请了我。我自己会相信吗，这确实对我毫无影响，可能吗？

我想，我应该告诉他，搞错了，我正打算要走，我要和女朋友一起去喝热巧克力。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的表情有一些微妙的变化，我终究毫不费力地变成了严肃的、心不在焉的表情，就是那些被选中的跳舞的姑娘的表情。这便是玛丽·福琼从衣帽间望出来时看见的我的脸。她的围巾已经围在脑袋上了。我的手搭在男孩肩上，朝她做了个无力的挥手动作，向她表示抱歉，告诉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也告诉她不要等我了。然后，我的头转向其他方向，等我再看的时候，她已经走了。

雷蒙德·波廷送我回家，哈罗德·西蒙斯送朗妮回家。我们大家一起走到朗妮家的街道拐角。男孩子们为曲棍球争论，朗妮和我都插不上嘴。然后，我们分成两对，雷蒙德和我继续讨论刚才和哈罗德未尽的话题，他似乎一点都没留意他在跟我说话，而我说了一两次：“嗯，我不知道，我没看过。”没过一会儿，我决定只回答：“嗯嗯嗯嗯。”他好像只需要这个答案。

他说的另一件事儿是：“我没想到你住得这么远。”他吸了吸鼻子。寒冷让我也有点流鼻涕，我的手指在口袋里的糖果包装纸中翻找，终于找到了破烂的舒洁面巾纸。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给他，不过，他吸鼻子的声音也实在太响了，所以最终我还是说：“我只有这一张，可能不太干净，也许有墨水。不过可以撕成两半，我们都能用。”

“谢谢。”他说，“绝对可以用。”

这么做挺好的。我想。走到我家大门口，我说：“好了，晚安。”他也说：“好的，晚安。”他倾向我，快速地吻了我一下，吻在我的嘴角，那感觉仿佛这就是他的工作。然后，他回城了。他不知道他是我的救星，他把我从玛丽·福琼的世界，带回了普通人的世界。

我绕房子一圈，走到了后门，我想，我跳了舞，有个男孩陪我走回家，还吻了我。这都是真的。我的生活并不坏。我路过厨房窗口，看见了妈妈。她坐在那儿，双脚搭在烤箱敞开的门上，她在喝茶，却没有用茶托。她坐在那儿，只是为了等我回家，告诉她舞会怎么样。我不会告诉她，我永远不会说。不过，当我看见等待的厨房，看见妈妈褪色的佩斯利花呢和服，看见她困乏却坚持等待的表情，我就明白了，我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沉重的义务，要快乐，我差点就没有尽到义务，每一次都可能弄砸，都不能让她知道。

[1] 非洲东南部的一支班图人，主要居住在南非纳塔省的东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