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9/16页）

“次日下午我又出去，放学后又开车北上。‘艾拉，’我说，‘昨晚我睡不着，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法教学，因为我知道你在为自己招来远远要比被列上黑名单恐怖的事之前是不会住手的。有一天黑名单的事会结束。这个国家甚至可能会对受到你这样对待的人作出赔偿，可是如果你因谋杀罪入了狱……艾拉，你在想什么?’

“我又花了半个晚上才搞明白，他最终告诉了我，我说，‘我要叫医院的医生来，艾拉。我要拿到法院指令。这次我要让你永远关进去。我会保证让你余生都作为精神病人关在医院里。’

“他要勒死她。还有她女儿。他要用从竖琴上取下来的琴弦勒死她们两个。他有割线器。他是说真的。他要把琴弦割下来，绕在她们的脖子上，把她们两个勒死。

“那天的次日清晨，我带着那个割线器回到纽瓦克。然而事情是没有希望的了，我知道这点。放学后我回到家，跟多丽丝讲了发生的事，就在那时我跟她讲了那件谋杀案。我告诉她，‘我该让他们把他关起来的。我应该把他交给警察，让法律做主的。’我告诉她早晨我离开他时对他说，‘艾拉，她得和她那个女儿共同生活。那就是对她的惩罚，可怕的惩罚，是她自找的。’艾拉笑了。‘当然，是可怕的惩罚，’他说道，‘但是还不够可怕。’

“我和弟弟相处这么多年，那是我第一次崩溃。把一切都告诉了多丽丝，然后崩溃了。我对她说的是认真的。出于一种曲解了的忠诚意识，我已经做下了错事。我看到弟弟浑身是血，我把他带上了车，那时我二十二岁，我做了错事。而现在，因为时移事易他自会去雪耻，艾拉要杀了伊夫·弗雷姆。剩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伊夫，告诉她离开城市，带上西尔菲德。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去找她和她的女儿，然后说，‘我弟弟准备复仇了，你最好藏起来吧。’

“我被击败了。我这辈子都在教自己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教授我喜欢称为警醒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我自己，我的学生，我的女儿，还试着要教给我的弟弟。我已经失败了。使艾拉去除艾拉的特性是做不到的。面对非理性保持理性也做不到。在1929年我已经证实了这点。如今是1952年，我四十五岁了，仿佛这之间的那么多年都没有什么意义。我弟弟还是满身力气，满腔的怒火，又要杀人，我又要做一次包庇犯。发生过的一切——他做过的一切，我们都做过的一切——以后，他又要跨越这道界线。”

“我把这个告诉多丽丝以后，她坐上车，开到了锌镇。多丽丝接手了。她有那种权威。她回来后说，‘他谁都不会杀了。不要以为，’她说道，‘我不想要他杀死她。不过他是不会做了。’‘那他会做什么?’‘我们谈成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会去看他的伙计们。’‘那是什么意思?’‘他要找一些朋友帮忙。’‘你说什么?你不是说匪徒吧。’‘我说的是记者。他的记者朋友。他们会毁了她的。你别管艾拉。我来管艾拉。’

“他为何会听多丽丝的而不是我?她是怎么说服他的?谁知道为什么?多丽丝有办法对付他。多丽丝有她自己的智慧，我把他交给了她。”

“这些记者都是谁呢?”我问道。

“政治上同路的记者，”默里说。“有很多。欣赏他这个属于人民的有真诚修养的人。艾拉在这些人这里很有影响，因为他有劳动阶级的背景。也是因为他在工会的斗争。他们常到那家里，参加那些晚会。”

“他们做了吗?”

“他们把伊夫撕成了碎片。他们做了，确实。他们指出她整本书是如何捏造出来的。指出艾拉从未当过共产党。他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而共产党渗透广播界的阴谋则是一派离奇的谎言。这没有动摇乔·麦卡锡、理查德·尼克松或是布赖登·格兰特的信心，但是可以也将会在纽约娱乐界毁掉伊夫。那是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世界。想想那场面吧。每个记者都来找她，把她说的每个单词都记在笔记本里，再写在所有的报纸上。纽约广播界的大间谍团伙。其头目就是她丈夫。美国军团指责她，要她给他们写信。一个叫基督教十字军的组织指责她，那是个反共产主义的宗教团体。他们在他们的月刊杂志上转载了那本书里的章节。《星期六晚邮报》上有篇赞美她的报道。《读者文摘》缩选了这本书的一部分，是他们喜欢的那些东西，这和《邮报》一起让艾拉出现在美国所有的医生和牙医的候诊室里。人人都想她和他们讲话。人人都想和她讲话，不过后来时光飞逝，就不再有记者和人买这本书，渐渐地也没人要和她讲话了。

“一开始没人质疑她。这位知名女演员外表如此纤细，以这样的不幸登场只为了把书卖出去，他们不怀疑她的水平。弗雷姆的轶闻没有激起人最好的思维。是党命令他娶她的吗?那是他做共产党员的牺牲吗?就连这个他们也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任何使生命脱去其不和谐、其无意义和其杂乱的偶然性的事情，这反而使生命简单化，以此将一切一致起来——但也将之误解了。共产党就命令他去做这样的事。每件事都是党的阴谋。好像艾拉缺乏独自犯下那个过错的能力。好像艾拉需要共产国际来帮他计划一场不良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