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交友之道（第3/7页）

再者，谈话几乎不容我们对出口的话做出修正，通常的情形是，我们往往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总要有合适的机缘才能表而出之。写作则没有这样的限制，写作大体上就是不断的修改，在不断的改写中，原初的想法——粗浅而未加琢磨的意念——得以丰富、细化。当其出现在书页之上时，也许已经合乎逻辑且富于审美意味，一如人们希望看到的那样。反观谈话，我们的初衷谈着谈着即变形扭曲，倘我们一再修正补充，谈话对象即有再好的脾气也要大呼消受不起。

普鲁斯特写作之从心所欲是出了名的，往往要到命笔之际，他才知道自己想写什么。1913年《追忆逝水年华》第一卷问世，其时普鲁斯特根本没想到此书最终会写成洋洋七巨册的鸿篇巨制，计划中该书应是一个三部曲（《在斯万家那边》、《在盖尔芒特家那边》和《重现的时光》），而且还准备将后面两部分合为一卷。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第二卷的出版推迟了四年，普鲁斯特的计划因此全然改变，在此期间，普鲁斯特发现还有许多新的东西可写，且明白还得有四卷的篇幅才能将所欲写者道出。结果是，原来的五十万字扩展到了现在的一百三十余万言。

改变的可不仅仅是小说的字数篇幅。每一页，乃至大多数的句子都有修改，也可以说，从手稿到校样，每一个段落都变了样，单是第一卷就有一半四次重写。普鲁斯特每每回看原稿，一看便觉原先所写不能惬心当意，有些字句不当漏掉而竟漏植了，有些原本觉得表达清楚的意思似乎还得重新营构，或是一个新的意象或隐喻当写入书中，以使主题得以丰富和延伸。由那改得面目不清的手稿，我们可看出普鲁斯特怎样精益求精，不停地完善他最初的表达。

出版商可算是倒霉到家了，普鲁斯特送来的手稿字迹潦草不说，交稿之后他还会没完没了地修改。潦草的字迹一变而为字迹工整、优雅的校样，不过是让他更容易看出种种错漏之处，他会再在上面大改特改，改到纸上每一处空白都用尽还不够，有时他还要在纸张的边缘贴上些长签条。

出版商或许会因此不悦吧，但不厌其烦的修改却有助于写出更好的作品。可以这么说，《追忆逝水年华》已然不是一个普鲁斯特努力的结果（虽说一个普鲁斯特就叫最挑剔的人无刺可挑），而是好几个眼光独到、造诣不凡的作者通力合作的产物（少说也有三位：作为原稿作者的普鲁斯特＋作为校阅者的普鲁斯特＋作为修改者的普鲁斯特）。从最后出版的书里当然看不到苦心营构的痕迹，或是创作的具体过程，我们读到的只是一个从容、严谨、无可挑剔的声音，所有的句子绝无毛病，可以不易一字，没有一个隐喻须修改，没有一处意思须澄清，也没有哮喘病发作造成间断的痕迹，虽说普鲁斯特写作时当然也得睡觉、吃早餐、写礼尚往来的书信。普鲁斯特倒不是在有心隐瞒什么，他是要矢忠于他写这部小说的初衷，哮喘发作或吃早餐之类，虽说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与他写此书的动机却了不相关，因为正如普鲁斯特所言：

作品是作家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这个自我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在社会上以及在恶行中显现的那个自我并非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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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以谈话形式的友谊要以丰富、精确的语言表达出复杂的意念，实在有其限制，不过还是有人在为这样的友谊辩护，认为友谊令我们有机缘以最私密最诚实的自我与人沟通，而且我们于此可以清晰地表露心中所想。

这说法颇诱人，但这样的诚实似尚须仰赖以下二事方成为可能：

其一，我们的内心究竟有多少念头，特别是，我们对朋友有多少虽说很实在，说出来却可能伤人，虽属推心置腹，说出来却有失厚道的看法。

其二，若我们敢大胆直言对朋友的想法，朋友很可能弃我们而去，对此我们是否已掂量好了？而我们掂量的结果部分地又是依照我们对以下问题的意识得来的：我们招人喜爱的程度，我们的品性是否足以保证我们在已然一时开罪了朋友（比如提到人家的未婚妻或是抒情诗时尽说叫人扫兴的话）的情况下仍能与他们做朋友。

不幸的是，照这两条来看，普鲁斯特都无缘享受诚实的友谊。首先，他对人有太多虽透辟却不那么厚道的看法。1918年，他遇到一个会看手相的女人，据说这女人瞥了一眼他的手，又对着他的脸端详片刻，便直筒筒地说：“先生，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倒像是你在给我看相。”然而这种鉴貌辨人的本事却并未让他得出什么叫人称心的结论。“没几个人是真正充满善意的，明白这一点让我深感悲哀，”——他如是说。据他的判断，大多数人身上都有严重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