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直面痛苦

要考量某人是否有智慧，细察此人的精神与身体的状况或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可想而知，如果他们的见解当真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从中获益的就是创造出这些见解的人。以此观之，我们不仅对作家的作品感兴趣，而且对其生活也感到好奇，岂不是顺理成章？

圣伯夫乃十九世纪极受推崇的批评家，他想必会对此种说法大表赞赏。他曾有言：

我们应就一位作家向自己出一系列的问题，只有将这些疑团一一解开——即使只是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即使这些问题对作家的写作来说看似无关紧要——否则我们就不能对该作家有完整的把握。这人的宗教倾向如何？自然景观对他有何影响？在女性面前他有何表现？他如何处置金钱？他是富有，还是贫寒？他在饮食上有何嗜好？日常起居如何？他有无不良记录？或者，他有何弱点？凡此种种，均与他的写作息息相关。

纵使有此铺垫，答案多半仍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不论作家如何才华横溢，也不论其作品如何富于智慧，他的生活很可能是一团糟，充满了种种的不谐、悲惨，乃至愚蠢。

普鲁斯特即据此反驳圣伯夫的论调，他气势颇盛地辩道：关键是作品本身，作家的生平则无关紧要。明乎此，我们才能肯定自己欣赏的确系荦荦大者（“千真万确，有些作家比他们的作品更值得称道，但那恰恰是因为他们的作品算不得好书”）。巴尔扎克举止乖张，司汤达言语无味，波德莱尔压抑病态——也许都是实情，但是这些毛病未在其作品中留下任何痕迹，我们难道会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弃而不观？

这样的论辩诚然足以服人，不过从中我们也不难察知普鲁斯特何以如此急于澄清该问题的个人理由：他的作品合于情理，结构精妙，常予人静谧安宁乃至不食人间烟火之感，他的生活却被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苦苦纠缠。于此也就不难明白，何以有人对发煌普鲁斯特的一套生活哲学大感兴趣，却再不会想去过普鲁斯特那样的生活。

痛苦至此，一个人当真能安之若素，毫无疑虑怨愤之意？普鲁斯特当真洞明一切，对我们说得头头是道，而依然过着一种苦不堪言的生活？他的事例真的足以驳倒圣伯夫？

对普鲁斯特而言，生活的确是一场考验，单是心理的问题就够折磨人的了。

——犹太母亲问题

普鲁斯特的母亲是娇惯儿子的典型。“对她而言，我永远是四岁小儿，”普鲁斯特夫人的娇宠儿子说。他对她以“妈咪”相称，更多的时候则唤她“亲爱的小妈咪”。

普鲁斯特的朋友马塞尔·普兰德威尼回忆说：“他从不说‘我爸爸’‘我妈妈’，总是仅说‘妈咪’、‘爹地’，每说起就泪眼欲滴，喉头发紧，嗓音因强忍呜咽而显沙哑，简直像个易动感情的小男孩。”

普鲁斯特夫人以一种过火的方式爱着儿子，过火到施之情人也会令其尴尬。至少就其大包大揽的做法而言，这份溺爱导致了儿子绵软的性格。她总觉得普鲁斯特离了她就一事无成。从他出生到母亲过世，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而母亲过世时，他已经三十四岁。即便如此，这位母亲仍忧心忡忡，她最担心的是，一旦她撒手而去，儿子还怎么活。普鲁斯特在母亲死后解释说：“我母亲还想活下去是因为怕我陷入痛苦，她知道一旦她不在我必会如此。我们在一起过的日子就像一场演练。她一直在教我没了她的日子我该怎样生活，……我则在不住地让她放心，说她不在了我自己会打理好一切的。”

尽管是出于爱子之心，普鲁斯特夫人的方式却未免太一意孤行了。普鲁斯特二十四岁那年，很难得的，居然有一度母子小别。马塞尔写信告诉她他的睡眠不错（他的睡眠如何，大便正常否，加上食欲怎样，构成了母子书信不变的话题）。“妈咪”大人却责他说得不够详细：“你说‘睡了好几个钟头’，这等于什么也没说，或者根本就没说到要紧的。我还得再问：

你在____上床睡觉，

你在____起床？”

普鲁斯特通常很乐意满足母亲的控制欲，总是一五一十，详细秉报（她和圣伯夫即此倒是很可以好好谈谈）。时不时地，马塞尔也会主动贡献些鸡毛蒜皮的问题：“我解手时忽然有火烧火燎的感觉，让你不得不打住，过会儿再尿，这样的情况一刻钟里就有五六次。你问问爹地，这是怎么回事。我这些天啤酒喝得没边没沿，小便不畅是不是由此而起？”这是他在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嘀咕的。当是时也，“爹地”六十八，“妈咪”五十三，他本人则已经三十一岁。

有次接受问卷调查，面对“何事让你感到不幸”这样的问题，普鲁斯特的回答是：“与母亲分离。”当其深夜不能入睡母亲又已归寝之时，他会给母亲写信，并将信放在她房间门口，以便让她一早起来就能看到。信通常都是这么写的：“亲爱的小妈咪，我怎么也睡不着，只好给你写个纸条，告诉你我一直在想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