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禅和西方（第5/10页）

这就是凯奇所追求的；可以拒绝它，或者将它局限于追求决裂的新达达主义的范围之内；可以认为——这不是不可能的——他的佛学只不过是一种方法学的选择，这一选择使他可以认定自己的音乐努力是值得的。但是，这正是另一条主线，因为这条主线而使禅真正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里提到了新达达主义，需要问的是，禅能够适合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人的想象结构已经由于超现实的修行和无意识行为的仪式磨炼得非常灵活了。在如下这两种对话之间是不是存在很大的区别？一种是：“佛是什么？是三磅麻。”另一种是：“紫罗兰是什么？是成双的苍蝇。”从形式上看这没有区别。原因很不相同，但非常肯定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愿意以有教养的、有害的满意心情接受对逻辑的破坏。

约内斯科是不是读过传统的禅学的对话？看来是没有，但我们不知道在世界和汽车商行中的如下对话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结构差别：“这辆车多少钱？这取决于价格。”这里存在公案中的两难选择的循环性，回答又提出问题，如此无限循环，直至理性制止这种回复活动，承认这同世界的结构一样荒唐。这也正是贝克特的对话中的那种荒唐。区别自然也有，这就是，约内斯科是饱含讥讽，而贝克特是充满焦虑——因此同禅的机智的平心静气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东方启示的新颖之处正在这里，它的成功也就是毫无疑问的事：以同样的非逻辑模式反对世界，危机文学正在习惯于这种非逻辑模式，并且指出，解决危机，寻求淡定平和就正在于这样的非逻辑模式，正在于充分运用这样的非逻辑模式。一定的解决办法就在于一定的淡定平和：我想说，不是我们寻求的那种解决办法，而是精疲力竭的人所寻求的解决办法和淡定平和。

总之，不管禅这种思潮是不是得到认可，它正在征服西方，它呼吁哪怕是提出最激烈的批评的人也要进行反思。美国的心理分析有时利用禅学的方法，一般心理治疗将禅学的某些技巧当作特殊的帮手。[8]荣格对铃木贞太郎教授的研究很感兴趣，[9]完全平心静气地接受对外界世界的无意识状态，以默想神性来达到这种境界，就可以使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功能得以升华。禅学大师们接受徒弟时常用的一种方法是，要求把内心深处所有会干扰启蒙的东西都排除干净。一个弟子来到一位禅学大师面前乞示教化，大师请他坐定，按照复杂的仪式先递给他一个茶碗。茶已经泡好，于是便向来人的碗中倒茶，茶已经开始从碗中溢出，大师仍在继续向碗里倒。最后，弟子有些惊异，要求大师不要再倒，因为碗已经“满了”。这时，大师回答说：“你就像这个茶碗，你的心里充满了你自己的想法和道理。在你没有把你的碗倒空之前我怎么能给你解释禅道呢？”我们注意到，这不是巴科内的要求，他要求的是摆脱偶像，也不是笛卡尔的要求，他要求的是抛弃混乱的想法，这是要求摆脱所有的心烦意乱和情结，更清楚地说就是，摆脱像心烦意乱和情结那样钻牛角尖的智慧；而且是，随后的行动并非进行心灵的实验和寻求新想法，而是就公案冥思苦想，因此，这显然是治疗活动。如果心理医生和心理分析师们在这里找到了诱人的指引，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然而，相似之处也可以在另外一些领域找到。海德格尔在1957年出版了《基本乐章》（Der Satz Vom Grund）一书，很多人注意到了他的哲学所受到的东方的影响，有人明确提到了禅，指出这位德国哲学家的著作使人想到日本本州的禅学大师辻村。[10]

至于其他哲学理论，沃茨本人在他的书的引言中谈到了同语义学、同元语言、同一般的新实证主义的联系。[11]从根上说，更明确地涉及的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保罗·威恩帕尔在他的文章《禅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12]中写道：“维特根斯坦达到了一种思想境界，这种境界同禅学大师们所说的开悟的境界相似，他确立了一种教育的方法，这种方法很像尘世的方法和公案的方法。”禅的心理成了新实证主义逻辑的根源，初一看，很令人吃惊，至少像是说它的根在莎士比亚一样令人吃惊。但始终需要注意的是，在维特根斯坦身上，促成这样的相似之处的至少是，他不再把哲学当作对世界的全面解释。这里有一个与原子世界的事实（因此是“准确的”）相联系的重要问题，即拒绝将哲学看作如下两者之间的总的关系的立场，一个是这些事实本身，另一个是他将哲学缩小为一种纯粹是描述这些事实的方法。语言中的句子无法涵盖事实，也解释不了事实：语言中的句子只是“显示”事实，指出、特别反映出事实的联系。一个句子作为客观事实的特殊反射再现客观事实，但对这两个层面的一致性不可能说出任何东西，这种一致性只能被显示出来。句子尽管同现实是一致的，但也不能被用于交流，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确实地肯定事物的本质，而只能肯定说这句话的人的行为。（总之，“今天要下雨”不能作为“今天要下雨”这样的句子来进行交流，而只能作为“某人说今天要下雨”来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