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禅和西方（第3/10页）

凯鲁亚克在他的树林中的入定中发现，“任何事物都永远是好的，永远是这样，永远永远是这样”；他写道，我是自由的；但这是纯粹的激励，也是一种向其他人传达经验的努力，而禅认为经验是不可能传达的，禅认为这是在通过人为的刺激来传达经验。在这里，禅认为需要的是，年轻的信徒们应该长时间地，甚至是十几年地对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沉思默想，以清除智力强制下形成的沉重的心灵负担。这就是说，垮掉的禅不是非常容易的禅，即那种为倾向于超脱的人而形成的禅，这些人就像40多年前那些怒气冲冲的人以其放纵为旗帜，选择尼采式的超人时所做的那样接受它。禅学大师的纯洁静默的宁静最后会走到哪里？艾伦·金兹伯格模仿卡图卢斯（Catullo）时的（《马莱斯特·科尔尼非奇，你的卡图卢斯》）“雄壮自由地歌唱的需要”最后会走到哪里？他要求人们理解他对年轻人的正直偏向，最后他说：“你生我的气。因为我所有的情人？这是难以忍受的耻辱，没有显圣，当他们为我观看天庭。”

鲁思·富勒·佐佐木（Ruth Fuller Sasaki）是一位美国女士，1958年被授予禅学师头衔（这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是巨大的荣誉，更何况是一位女士），这是一种非常方形的禅的代表。她说：“在西方，禅似乎正穿越一个文化阶段。禅不是迷信。在西方人来说，问题在于，他们想信仰点什么，同时又想以最简单的方式来信仰。禅是一种自我约束的事，是需要持续整个一生的学习过程。”这显然不是垮掉的禅，但有人问道，那些无政府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年轻人的态度是不是也是禅的生活制度的一种补充？最容易理解的是艾伦·沃茨（Alan Watts），他在前面文章中提到一个印度寓言，寓言讲的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猫之路，一条是猴之路：小猫活着不用费力气，因为母猫把它叼在嘴里；猴子所走的则是费力气的道路，因为它需要抓住母猴头上的毛紧紧爬在母猴背上。垮掉的一代走的是猫的道路。沃茨最后得出了非常宽宏大量的结论，他在关于垮掉的禅和方形禅的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有人想要在日本的寺院度过几年，没有理由不让他这样做；但另外也有人想要偷汽车，想在节日整天听查理·帕克（Charlie Parker）的唱片，情况也是一样，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

但也有另外一些更前沿的地盘，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禅的更有意思的、更明确的影响：说它更有意思是因为，在这里，禅不仅有助于为伦理态度辩解，同样也能促进文体战略；说它更明确恰恰是因为，它对一种艺术流派或一个艺术家的形式特点的影响是可以控制的。无论是艺术还是非逻辑的禅，它的基本特点是拒绝匀称。道理很简单，匀称代表的始终是有序的模式，是罩在自发性之上的网，是算计的结果：禅则想要让生灵和事件不预先确定结果而自然发展。剑术和武术只不过是要练习者采取一种对受到的攻击灵活应对的态度，是要放弃有意的还击，是要求用称赞对手来做出反应。在株木的剧作中，人物的倒金字塔的站位代表了走上舞台的人物之间的等级关系，这种站位模式总是在部分变换，总是“不平衡的”，这样就使得提示的有序总显得有些自然，有些天然，有些出乎意料。[5]古典禅画不仅在突出匀称性的同时接受所有这些前提，而且也突出空间的积极价值，把空间本身看作积极的实体，而不是描绘出轮廓的那些物体的藏身处所，相反，是那些物体的渊源：如此处理空间，就存在宇宙的统一，存在所有事物各自的价值：以印象派的风格来处理人、动物、植物，将这些对象同背景融为一体。这意味着在这样的绘画中，点比线更突出；某些当代日本画就深受禅学的影响，是真正的抽象画，在现在的非形象艺术中，日本人是最突出的代表，这并非偶然。在美国，像托比或者格拉夫斯这样的画家显然被认为是浸透禅味的诗意的代表人物，在现在的评论界，以禅学的非匀称性来赞扬粗犷艺术是常事。[6]

从另一方面来说，很清楚——这已经说过多次，像在“非形象”艺术创作中一样，存在一种非常明显的开放的倾向，存在这样的要求：不要把可塑的事物囚禁到确定的结构中，不要只让观众接受塑造的一个固定形象的信息；要让观众拥有进行一系列的自由欣赏的可能性，在欣赏过程中，由观众自己选择他认为合适的形式出路。在波洛克的画中，不存在封闭的形象世界，而是含糊的、模糊的、不匀称的世界，这正是为了使形象—色彩在可能的形式始动性中不断变化扩展。接受不确定性和拒绝单纯的偶然性正存在于这种对可能性的要求之中，正存在于这种自由欣赏的要求之中。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颜料涂抹派的信徒会以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哲学来为他的艺术辩护。一个评论家将禅说成是非匀称的、开放的，这时，我们也可以在哲学上提出保留意见；当一个画家以禅来为自己辩护时，我们也可以对他的态度的明确的批判性表示怀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一种确定的基本气氛，不能否认一种对运动的共同要求，这正如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样是不确定的。这就是对开放性的努力的自我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