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禅和西方（第2/10页）

有人突然之间遇上了禅，这种学说的久远使它具有权威性。它教导我们：宇宙、所有的一切是变化不定的，是不确定的，是不可捉摸的，是似是而非的；事件的有序性是我们的僵化的智力的幻想，将它确定为、固定为规律的每一种企图都是白费力气……但是，它的极端的智慧、它的确定无疑的高明之处也正在于，它能深刻了解和高兴地接受这样的局面；人的永恒的危机之产生，并不是因为他必须确认世界而又不可能做到，而是因为，他要确认世界，而他不应该这样做。大乘佛教广泛传播，禅认为神存在于所有的事物的深刻的多样性中，极乐并非在于摆脱川流不息的生活进入万般皆空的涅槃无意识状态，而是在于接受所有的事物，在于在个体中看到整体的无限广阔，在于感受所在的这个变化多端的世界的幸福。西方人在禅中看到了这样的呼吁：接受一切，放弃理性模式，只进行同生活直接接触的活动。

因此，现在在美国有一种区分：垮掉的禅和方形的禅。方形禅就是“方形的”、规则的、正统的禅，模模糊糊发现自己找到了一种信仰、一种规范、一种“拯救”之路的人信奉这种禅。（在美国还有很多不安的、思绪纷乱的、希望寻求出路的人，他们愿意从比如“基督教科学”走向“拯救军”，现在，为什么不走向禅。）在日本大师们的指引下，人们开始参加真正的精神训练课程，开始学习“打坐”的技法，冥思默想，均匀地呼吸，这样度过好几个小时，像一些大师教导的那样，通过这些求的是改变自己的笛卡尔式的立场，同时默念说：“我呼吸，我活着。”“垮掉的禅”则是这样一种禅，旧金山集团的嬉皮士、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弗林格蒂（Ferling hetti）、金兹伯格（Gin sberg）等人的信徒们把禅作为一杆大旗，在观念和逻辑（而且是非逻辑）上把禅当作某种诗的指路明灯，当作拒绝美国生活之路的有效模式；垮掉的一代求助于现世的秩序，不再设法改变这种秩序，而是把它放到一边，“在主体的经验中而不是在客体的成果中寻求生活的意义”。[2]垮掉的一代将禅作为提升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个性的手段：正如哈罗德·E. 麦卡锡在关于铃木贞太郎（Suzuki）思想[3]中的“自然”和“非自然”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他们痛快地接受了这位日本大师的某些说法，因此认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和方式是不自然的。这种自然主义启发了接受过某种自然主义类型的教育的一代人，在垮掉的一代中没有一个人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禅并不彻底拒绝社会，只是拒绝随大流的社会，以寻求一种自然的社会，其关系建立在自由地、高兴地参与的基础之上，每个人都把别人当作同一个普世整体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发现，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接受了东方的迎合主流这样的外来方式，垮掉的一代的预言家们把禅当作一面旗帜，用来为他们的夜间宗教游行辩护，为他们的祝圣的放纵行为辩护。杰克·凯鲁亚克说：

“旧金山文艺复兴式的美国新诗——即金兹伯格、我、雷克斯罗斯（Rexroth）、弗林格蒂（Ferling hetti）、麦克卢尔（Mc-Clure）、科尔索（Corso）、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菲尔·拉蔓蒂亚（Phil Lamantia）、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我至少可以想到这些人——是一种又新又旧的禅诗的疯狂，他们写的是突然之间涌到头脑中的东西，诗又回到了起始点，正如弗林格蒂所说的，是真正口头的，而不是学院式的令人厌烦的诡辩……这些新的纯诗人为简单的忏悔的高兴而忏悔。而他们是孩子……他们歌唱……他们服从节律。这是同艾略特的夸口正好相对立的，艾略特将他的令人吃惊的、凄惨的规则当作‘相互关系’等等类型的东西送给我们，那只不过是一种便秘，是对必须自由歌唱的男人的阉割……但旧金山文艺复兴的诗是新的神圣的狂热，就像古代的狂热一样的狂热（李白、寒山、托姆·O. 贝德兰姆、基特·斯马特、布莱克），也是俳句中的那种内心的修炼，也就是说，一种纯粹的、具体的直指事物的方法，既没有抽象化，也没有解释，哇哇，人的真正忧郁的歌。”[4]

凯鲁亚克就这样在《达摩流浪者》（Dharma Bums）一书中描述了他在树林中的游走，边走边默想、呼吸，完全放松；他的自传是充满所谓感悟的自传（禅学大师们称为“开悟”），这是身在树林的孤寂处境中长时间地入定后得到的感悟：“……在月光下，我悟出了真谛：在这里，这是一切……世界正像大乘所描绘的一样，我在寻找上天，上天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小小的温情世界。啊，如果我能了解自我，能忘记自我，能把我的默想献给超脱，献给良心，能为世间的所有生灵祷告，那我就真正懂了，一切存在都是入定。”但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如果凯鲁亚克说：“我不知道。对我来说无关紧要。没有什么差别。”这种极端个人化的禅是不是垮掉的禅？在他的这种说法中，再也不是超脱，而是某种敌对，一种易怒的自我保护，与真正的“感悟”的宁静而亲切的超脱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