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会死呢，今天没开枪啊？”（第2/3页）

“没人。”

我了解到，他也是和家人失散了，就建议道：“那我们一起生活吧。”

“好吧。”他很高兴，因为他没有地方住。

而我住在戈鲁博教授丢下的住宅里。

有一次，我和基姆看见，街上走着一个比我们大些的小伙子，手里提着擦鞋的托架。我们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需要什么样的箱子，怎么制作鞋油。为了制作鞋油，需要搞到烟炱，而这种东西在市里到处都是，把它收集起来，和随便什么油脂搅和一下。一句话，做成某种散发着怪味的混合物，但必须是黑色的。如果把它均匀地涂抹到皮鞋上，它还会发光呢。

有一次，一个德国人走到我跟前，把一只脚放到了箱子上，他的皮靴非常脏，粘在上面的泥土都很长时间了，干透了。我们原先早已领教过这样的皮鞋，为了先清理掉这些泥巴，我还专门配备了一把刮刀，然后，再往上面刷鞋油。我拿起刮刀，刚清理了两下，就让他很不高兴。他抬腿就踢箱子，又朝我脸上踹了一脚……

我长这么大，从来还没有人打过我。孩子之间打架不算数，在列宁格勒的学校里那是常有的事。但在这之前，成年人没有打过我一次。

基姆看着我的脸，叫喊着：“你别那样看着他！不要啊！他会打死你的……”

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在街头碰见了大衣上、西服上缝着黄布条的人。我们听说了隔离区……大家提到这个词的时候都是压低了声音……基姆是犹太孩子，但是剃光了头，我们都说他是鞑靼人。当他的头发长起来，卷曲的黑发，谁还相信他是鞑靼人啊？我为朋友担心，半夜醒来，看着他浓密的头发，我无法入睡：应该想个办法，别让他们把基姆抓到隔离区里去。

我们找了把理发推子，我又给他推成了光头。天气已经冷了，在冬天没法擦鞋。我们又有了新的计划。德国军队指挥部在市里开办了一家宾馆，接待到达的军官们。他们都随身携带着大背包、大箱子，而到宾馆的距离不近。我们不知怎么奇迹般地搞到了一辆大雪橇，守候在火车站。火车到站，我们把两三个人的行李搬到雪橇上，拉着它，穿过整个城市。给我们服务的报酬有时是面包，有时是香烟。拿香烟到集市上，可以换到一切，随便什么食物。

基姆被抓走的那一天，深夜的火车晚点了，迟到了很长时间。我们都快冻僵了，但又不能离开火车站，已经实行宵禁了。我们从火车站大楼里被赶了出来，在外面等候。终于火车到站了，我们往雪橇上装满行李，就拉着上路了。我们使劲拉着，皮带勒得生疼，他们还驱赶着我们：“使奶力！使奶力！^{32”我们不能走快，他们就开始揍我们。}

我们把东西搬进宾馆，等着和他们结账。一个家伙命令我们：“滚蛋！”——推了基姆一把，基姆的帽子从头上掉了下来。他们立刻叫喊起来：“犹太！”上前抓住了他……

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基姆被关进了隔离区。我走到那里……整天围着隔离区转悠……有几次透过铁丝网看到了他。我给他带去面包、土豆、胡萝卜。等岗哨转过身去，走到角落，我就飞快地把土豆扔进去。基姆就走上前，捡起来……

我住的地方距隔离区有几公里远，但是每天深夜都会从那里传来叫喊声，那种声音整个城市都能听到，我醒了就想：基姆是不是还活着呢？我怎么才能把他救出来呢？在又一次大清洗过后，我到了约定好的地方，人们暗示我：基姆没了！

我很伤心……但还是抱着希望……

一天早晨，有人敲门。我跳起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基姆！不，这不是他。叫醒我的是住在下面一层的一个小男孩，他说：“请你陪我到街上去好吗？那里躺着许多死人，帮我找找我的父亲吧。”我和他走出家门，宵禁的时间已经结束，但路上几乎没有行人。一场小雪染白了街道，覆盖了薄薄的一层，每隔十五或二十米，就躺着一些被枪杀的我们的军人。半夜他们被押解着穿过城市，那些落在后面的，敌人就冲着他们的后脑勺开枪射击。所有人都是脸朝下趴在地上。

小男孩没有力气翻转死人，他害怕看到里面有他的父亲。当时我就捕捉到了自己的一个念头，为什么面对死亡我没有一丝恐惧呢？我早已习惯了它。我把那些死人翻转过来，小男孩就查看每张面孔。就这样，我们穿过了整条街道……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流过眼泪了……甚至可能是最应该落泪的时候，也没有。我不会哭了。整个战争期间我就哭了一次。那是当我们的游击队护士娜塔莎牺牲的时候……她喜欢诗歌，我也喜欢诗歌；她喜欢玫瑰，我也喜欢玫瑰，夏天我给她采了一大束野蔷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