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么会死呢，今天没开枪啊？”

爱德华·沃罗什洛夫，十一岁。

现在是一名电视工作者。

我只对妈妈讲战争的事……自己的妈妈……只对自己最亲近的人……

当时，游击队还驻扎在我们村子里，有一位老头死了，正好我住在他家。埋葬他的时候，一个七岁的小男孩走过来问：“为什么老爷爷躺在桌子上？”

人们回答他：“老爷爷死了……”

小男孩显得很惊讶：“他怎么会死呢，今天并没有开枪啊？”

小男孩只有七岁，可是他已经听了两年的枪声。人们都是在开枪的时候被打死的。

我记住了这些……

我的讲述是从游击队开始的，可我当时并不是很快就遇上他们的。那是到了战争第二年的年底。我没有讲，我和妈妈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星期前，怎么坐车到了明斯克，她把我怎么送到了明斯克郊外，来参加少先队员夏令营……

在夏令营我们唱歌：《如果明天就是战争》《三个坦克手》《跨过平原，越过山冈》。我的父亲非常喜欢最后一首。他经常哼唱……当时刚刚上映《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我很喜欢电影中的插曲《愉快的风儿，请为我们歌唱》。我经常伴随着它的歌声起床去做早操。

那天早晨没有做操，飞机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我抬眼看见，从飞机上分离出许多黑点，我们当时还不知道那是炸弹。少先队夏令营旁边就是铁路，我沿着铁路去明斯克。原因很简单：离妈妈现在工作的医学院不远，就是火车站，如果我沿着铁轨走，就会找到妈妈。我叫上一个小男孩跟我一起上路，他家离火车站不远，他比我要小很多，哭得很厉害，走得也很慢，而我喜欢徒步，我和父亲曾经转过列宁格勒所有的城堡。当然，我冲他发火了……但是我们总算到达了明斯克火车站，到了西大桥，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大轰炸，我和他走散了。

妈妈没在医学院里，妈妈的同事戈鲁博教授住得不远，我找到了他的家。但是，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空荡荡的……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敌机刚刚开始轰炸城市的时候，妈妈就搭坐上了一辆顺道车，沿着去拉托姆卡的公路接我。她到了那里，看见的是被炸毁的夏令营营地……

人们都离开了城市，四散奔逃。我觉得，到列宁格勒要比到莫斯科远，我的爸爸在列宁格勒，可他去了前线，我的姑妈住在莫斯科，他们哪里也不会去的。他们不会离开的，因为他们住在莫斯科……住在我们的首都……沿途我跟上了一位领着小女孩的妇女。这是位陌生的女士，但她明白，我是一个人，什么也没有，饿着肚子。她就叫我过去：“到我们这儿来吧，我们一起走。”

我记得，当时平生第一次吃洋葱腌猪油^{30。起初我皱着眉头，后来还是吃了下去。如果轰炸开始，我总是注意观察：这位女士和自己的小姑娘在哪里？傍晚的时候，我们就躲藏到一条沟里，躺下休息。对我们的轰炸一刻都没有停止。女士回头望了一眼，大叫一声……我也起身，向着她看的那个方向张望，我看见，一架飞机贴着地面俯冲下来，伴随着马达声，它的机翼下面喷出一条火舌。这条火舌扫过的道路上腾起一片尘土。我条件反射般地栽到了沟底。机枪从我们的头顶上扫射过去，飞机飞向了远处。我抬起头，看见这位女士躺在沟沿上，满脸血迹斑斑。当时可把我吓坏了，我从沟里跳起来，撒腿就跑。从那时起，甚至现在，有一个问题始终在折磨着我：那个小姑娘怎么样了呢？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到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庄……街道上的大树下躺着一些德国伤员。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德国人……

村里人都被从家里驱赶了出来，被迫去打水，德国卫生员用大桶架在篝火上烧开水。早晨，他们把伤员抬上汽车，每辆车都让坐上一两个小孩。德国人发给我们水壶，告诉我们，需要给他们帮忙：给哪一个伤员弄湿毛巾，放到头上，给哪一个伤员湿润一下嘴唇。有一个伤员请求我：“瓦谢尔……瓦谢尔^{31……”我把水壶放到他的嘴唇边，全身都在哆嗦。到现在都说不清当时的那种感受。厌恶？不是。仇恨？也不是。那是一种复杂的感觉。其中也夹杂着怜悯……人类的仇恨也有一个形成过程，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学校里教育我们要善良，要友爱。我的话题又跑远了……当第一个德国人揍我的时候，我感到的不是疼痛，体验的是另一种感觉。他怎么打我呢，他有什么权利打我？这让我非常震惊。}

我又返回了明斯克……

我和基姆交上了朋友。我和他是在街上相识的。我问他：“你和谁住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