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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停顿了片刻，看着客人。

“我是不是让你厌烦了。”他礼貌地问。

“没有，”康拉德沙哑地回答，“一点儿都没有。你继续讲。”

“我讲得是有点太详细了，”他用歉意的语调说，“但是不可能不讲详细：我们只能通过细节理解本质，这是我从书里和生活里体会到的。要了解所有的细节，否则我们不可能知道，哪个隐在背后的词是重要的。一切都必须复原。但是现在，我已经没有再多的话好讲。你逃跑了，克丽丝蒂娜走了，她驾着轻便马车回家了。在那一刻，在那之后，我到底还能做些什么？……我环顾房间，望着克丽丝蒂娜消失的方向。我知道，在前厅里，在房门后，你的勤务兵还姿势僵硬地站在那儿。我唤他的名字，他走进屋，向我敬礼。‘请您吩咐！’他说。‘上校先生什么时候走的？’‘乘拂晓的特快列车。’这列火车开向首都。‘他带了大箱子吗？’‘没有，只带了几件日常的衣服。’‘有没有留下什么指令或口信？’‘留了。这套公寓要退掉。家具要卖掉。这一切都交给律师先生办理。我将归队。’勤务兵说。他只说了这些。我们面面相觑。随后发生的是一个让我难以忘记的时刻：勤务兵—那个二十多岁的乡下男孩，你肯定还记得他那张善良、聪颖、通达人情的脸—从笔直立正、目光炯炯的军人身体里走出来，不再是一位士兵站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而是一个了解某些秘密的男人站在另一个他所同情的男人面前。在他的目光里，含着某种同情与怜悯，我的脸色变得煞白，那副目光让我血往上涌……这时候—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也突然丧失了理智。我上前一步，抓住他上衣的胸襟，猛拽一把，几乎将他悬空拎起。我俩的哈气呼到彼此脸上。我们死死地盯着对方，勤务兵的眼里既充满了恐惧，同时也再次—或者说始终—流露出怜悯。你知道，在那种时候我的拳头无论对人对物都不长眼睛；不管什么，只要稍不留神就能击得粉碎……这个我自己也清楚，我感到我们两个，士兵和我，都处在危险之中。于是我松开手，像扔一个铅娃娃；他的军靴咚的一声踏到地板上，重又恢复了立正的姿势，仿佛是在接受检阅。我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我只要开口问一个问题，这个人现在肯定会回答。我只需问他：‘刚才来这儿的那位女士，以前也来过这里吗？……’假如他不回答，我会杀了他。但是很有可能，即使他回答了，我也会杀他……人在这种时刻六亲不认。与此同时我心里清楚，没有必要问。我知道克丽丝蒂娜以前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她肯定来过许多次。”

将军仰身靠在扶手椅里，两只胳膊疲乏无力地搭在扶手上。

“现在再问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他说，“我还应该知道的事，这个陌生人是无法告知的。我还应该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疆界在哪儿？背叛的极限是什么？我应该知道这个。另外还有，我到底犯了什么罪？……”

他说这话时声音很低，带着毫不知情的询问语调。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出，这些在心底深埋了四十一年、至今不能找到答案的问题，现在是他第一次问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