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战争（第2/18页）

另一方面，生活一切照旧。我们班上有六七个孩子突然消失了─没有提前通知，没有道别，算是难民们惯有的做法，但我依然每天清晨带着午饭盒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当坦克开在林荫大道上，向边境线挺进时，我坐在窗边做算术作业。因为这场战争前所未有，遥不可及，因为我的家人不想让战争影响到我，而我也不是特别在意，所以我依然去上艺术课，约佐拉喝咖啡，庆祝生日，逛街买东西。我的外公仍在大学里教书，在医院里忙碌，照样每天早上去集市，削苹果前依然先用肥皂洗一遍。他也曾在救济品发放点排队六个小时，但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母亲依然带着幻灯片去大学教授艺术史，外婆依然掐准时间把电视调到经典电影频道，看克拉克·盖博对着费雯·丽傻笑。

遥远的战斗制造出幻象般的常态，但新规则导致某种态度的扭转─那和行政部的安保计划并不匹配。他们想表现得有组织、有控制力，想要人们惊慌失措并因此顺从，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松散和疯狂。痛恨宵禁的青少年在大道上停车，以此泄愤，有时会把十辆车停成一列，然后坐在引擎盖上通宵喝酒。人们会把自家店铺的门一关，去吃午餐、去酒吧玩，直到三天后才回来开张。你去看牙医，结果发现他只穿着汗衫坐在别人家的门阶上，手里握着红酒瓶，你要么陪他一起喝，要么扭头回家。几年后，劫掠出现，准军事组织夺权，但在那之前，这种情形无伤大雅，因为人们濒于灾难时确实会这样俨如节假般荒废度日，且不自觉。

我们这一代孩子还要过几年才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父母的钱堆在独轮手推车里，推着钱车去买面包；逼得我们不得不在学校过道里买卖衬衫。战争的头十六个月里，战争本身缺乏真实感，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相信也不可抗拒，因为那些可怕的事正在别处发生，并同时给了我们时间，让我们在混乱中侥幸存活。我们不用去说，三百英里之外的七岁小女孩们坐在防空洞里挨过例假期。在本城，我们不只是受到战争的影响，还大模大样地摆出“战争中”的矫情姿态。当你父母说“快点去上学”，你大可应付一句“在打仗呢”，然后跑到河边玩。你头发上沾染了浓浓的香烟味半夜三点悄悄溜回家，明明被他们逮个正着，却不会被痛扁一顿，只是因为有一场战争。当他们听邻居说你和一群狐朋狗友在大马路上把车飙到时速一百二，你甚至斯文扫地地把半个身子探出车顶窗，你只需要说“在打仗呢，不管怎样都可能死掉”，他们就没办法抢白你。大人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我们却利用了他们的愧疚感，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做法。

教育机构努力维持原貌，虽然战争还很遥远，但也避免不了战情渗透到学习环境中：有些同学不来了，有些书没有了，就连猪的胚胎也得不到了（我和佐拉甚至在那种时候都渴望有东西让我们捣鼓捣鼓）─我们在这一切缺失中看得到，战争越来越近了。我们本该进行化学反应实验、操练最基本的解剖手术，但我们没有化学品，也不知道猪的胚胎被扣押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实验室，因为国境线天天都在变。没有实验可做，我们就用电线和小灯泡造了无数电路。我们把没用了的旧硬币泡在雨水里，让它们生锈，再煮开水，加进盐和苏打粉，洗清锈迹。我们只有几张青蛙解剖图解，必须记得滚瓜烂熟。让人费解的是，我们还有一块马蹄横截切片标本，保存在灌满福尔马林溶液的长方形玻璃盒里，我们照着它一遍又一遍地画素描，到最后，似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马身上动刀，只要毛病出在马蹄上就行。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只是高声朗读教科书，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更糟的是，时局所需，校方做出硬性规定，年级越高，教室楼层也越高，这未免失之偏颇了；换言之，年龄和安全系数成反比，你的年纪越大，距离防空洞就越远。所以，我和佐拉十四岁那年坐到了水泥屋顶下的教室里，那里能够俯瞰城河，方形角塔上安了数不清的窗户，是以前的幼儿园。这个特殊空间的每一处都是凑合出来的急就章：墙上贴着印有小公主水彩画的墙纸，窗台上码放着装满泥土的泡沫塑料杯，据说豌豆迟早会从里面钻出芽来，有些杯子里当真长出过小苗呢；还曾贴过一些树形家谱图，好歹有人识时务，把它们都揭了下来，在黑板下留出一块光秃秃的白墙。我们就坐在这个教室里描画马蹄的构造，完全超然、冷漠地说着这类闲话：“这不还在打仗嘛，如果他们现在空投炸弹，我们至少比小屁孩们死得快。”那个教室里的角塔瞭望窗拥有三百六十度全景视角，本城风光尽收眼底：往南能望见大山，往北能眺望到河对岸的城堡，再远处只见林木迷蒙，绿色的天际线此起彼伏。你会看到远处的大烟囱喷出浓重如焦油的黑烟，也能看到老区民宅的砖石轮廓。你会看到大学山上的基督教堂圆顶，以及山顶那座明亮而巨大的方正十字架。你看得到铁桥─那时还挺立在本城，凌于两条河流和水中的碎石之上。你会看到河岸边停着些废置的小游艇，生满铁锈；更远处能望见上流的卡顿城，吉卜赛人居住区，也是两河汇合之处，那里的纸板墙湿漉漉的，燃烧动物粪便的黑烟缭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