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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路摇摇晃晃走了很长时间,最终终于来到了公司所设的简易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一位30岁左右、皮肤苍白、面部刮得干干净净、无精打采的男子。他头上戴着蓝色的遮光眼罩和臂章,说话的时候嘴边还衔着一根软塌塌的香烟。

尤金颤巍巍地把刚才拿到的雇工条子递给了他。那个人随便扫了一眼。

“大学生,是吗,小伙子?”他瞟了尤金一眼。

“是的,先生。”尤金回答。

“以前有没有干过体力活?”他问。

“没有,先生。”尤金说。

“你多大年龄了,小伙子?”那人又问。

尤金沉默了一会儿。“我——19岁了。”他终于说出来了,他又转念一想,既然要撒谎为什么不干脆说20呢。

负责人无精打采地微笑着。

“这里的活都很苦啊,小伙子,”那人说,“干这些活的都是意大利人、瑞典人、匈牙利人。你要和他们住在同样的简陋工棚里,和他们一起吃饭。这帮人都脏得很啊,小伙子。”“我没有钱,”尤金说,“所以我会努力干活的,我不会生病。请给我这份差事吧,求求你了!”

“不行,”那人说,“不行,我不能给你这份活。”

在失落中,尤金转过身正欲离开。

“你听我说,那这样吧,”负责人说,“你就当个监工吧,算作办公室的职员。你干这个才合适。你可以和他们住在简易工棚里。这些人都很不错,”他彬彬有礼地说,“都和你一样,是大学生。”

“多谢你了,”尤金说完,激动地握紧了手指,“多谢你了。”

“我们这里的监工辞职了,”负责人说,“你明天早晨和他到马房里去领一匹马。”

“马——?”尤金问。

“你只有骑着马才能当监工啊。”负责人说。

尤金听后又惊又喜,内心涌起一股强烈的兴奋感,他又开始想起几年前学骑马的情形来。他转过身打算要走,他几乎不好意思再开口谈钱的事了,但是最后还是结结巴巴开了口。

“多——多少工钱?”他问。

“刚开始每个月80块,”这位负责人宽宏大度地说,“如果干得好,我们会涨到100块的。”

“那么伙食呢?”尤金低声问。

“当然都由公司包了!”负责人说。

尤金提着手提箱,摇晃着走开了,简直心花怒放。

这几个月来,尽管在恐惧和饥饿中度过,但是尤金——这位迷茫孩子的所有经历只能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了。总而言之,这是一段逃离与流浪的故事——值得在此一提只是因为它是漫长生命旅程的开始。这些经历是未来自我放逐的前奏,他可怕的经历和混乱的生活别无其他意义,只是一个人在走向自由和独立的过程中所进行的盲目探索。

尤金在飞机场里干了一个月的活。他每天要骑三次马去工地检查干活的人数。这些人一天到晚都在修整地面,从松软的土地里炸出粗糙的老树根来,然后没完没了地填满那些沼泽地里的土坑——一个个张着大口,好像无底洞,无休止地吸吮着劳动者的体力。这些做工的人就像处在噩梦里一样,拼命地、不知疲倦地劳作着。他们的种族和各种背景都不一样:有葡萄牙黑鬼,皮肤黑得像油亮的檀木,他为人忠诚、天真。他们呲着牙齿微笑着欢迎他,人人都用手指着自己身上佩戴的白色徽章,上面印着自己的号码,同时还怪腔怪调地叫喊着,“五丝九、九丝六”等等;还有从纽约包瓦黎区来的流浪者,他们身上穿着沾满了油污的斜纹哔叽布衣,头上戴了一顶破烂的圆礼帽,手里很不情愿地握着鹤嘴锄柄,脏兮兮的手掌已经磨出了血痕——他们坚毅、奸恶的脸上留着污迹斑斑的胡须,青一块黄一块的,就像桶底下腐烂的东西一样。也有来自弗吉尼亚沿岸的人,他们说起话来拖着长音;有从佐治亚州以及南方诸州来的高个子黑鬼;还有意大利人、瑞典人、爱尔兰人——都属于混血美国人。

很快,他就和这帮工人和工头混熟了——他们都是一群粗野的莽汉,有些人头发花白但却生性好色,行动敏捷,言语滑稽可笑。

尤金坐在马背上,一颠一簸地活像个玩偶。他害怕骑马,所以眼睛老盯着天空,有时候几乎意识不到身下这匹机器一颠一颠、富有节奏的起伏。弗吉尼亚碧蓝的天空不时飞来“鸟人”驾驶的自由式飞机。

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后,尤金又开始渴望见到诺福克的舰船和那些面孔了,于是便辞掉了这份差事,并在诺福克和弗吉尼亚的海边过了一个星期浮华、逍遥的日子,把辛辛苦苦赚来的一点钱全部挥霍光了。他的口袋里再次一文不名了,他的脑海里只有千条街道的喧闹、万盏灯火的炫目光辉、狂欢节里的零乱灯火和刺耳的声音。他又返回新港讯去找活干。这次,他又结识了一位新伙伴,是一位来自阿尔特蒙的年轻人。这个人和他一样花钱毫无节制,也想在战争期间找一份活干。他们俩是在海滩上结识的。他的名字叫辛克尔·乔丹,比尤金大三岁,是一位面容俊秀、举止粗鲁的小伙子。他的个头不高,一只脚因为玩足球而受了伤,到现在走起路来还有些跛。他生性软弱、反复无常——做什么事都不愿意付出努力,只是一个劲地怪自己的运气不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