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院长的病

五月的一个星期一，也就是圣血节那天，泽农跟往常一样坐在雄鹿客栈阴暗的角落里，随便吃一点东西。面朝大街临窗的那几张桌子和座位异常抢手，从那里可以看见仪式行列经过。布鲁日一家著名妓院的老鸨就坐在其中一张桌子旁，这位老鸨因身材肥硕而被称作“倭瓜”，同座的还有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男人，据说是她的儿子，以及她门下的两位佳丽。一个患肺痨的女子有时来找泽农开一剂方子治她的咳嗽，泽农从她的数落中知道了这个倭瓜。这个青楼女子不停地谈论老板娘的卑鄙勾当，不仅侵占她的财物，还偷走她的细布衣裳。

刚才在教堂门口充当人墙的一小队瓦隆卫队士兵进来吃饭。长官看中了倭瓜的位置，命令这帮人走开。儿子和妓女们立刻照办，然而倭瓜心性高傲，不肯挪动。一个卫兵上来使劲将她拽起来，她抓住桌子，桌上的盘子都掀翻了；长官上前给她一个巴掌，在她蜡黄的胖脸上留下一道铁青的印记。她叫喊着，撕咬着，死死抓住凳子和门框，仍然被卫兵们拖出来推到门外；其中一个为了逗众人发笑，得意地用刀尖刺她。长官坐在夺来的座位上，向清扫地板的女佣倨傲地发号施令。

没有人打算起身。有几个人为了讨好，发出卑怯的冷笑；大部分人只不过扭过头去，要么低声发几句牢骚，仍只顾埋头吃饭。泽农看着这一幕，恶心得几乎呕吐。所有人都看不起倭瓜；就算有人愿意起来反抗士兵的粗暴，这也不是合适的时机，倘若谁替这位胖女人打抱不平，只能得到一阵讪笑。后来听说老鸨因妨碍公共治安而遭了一顿鞭打，随后被送回住处。一个星期过后，她又跟往常一样开门迎客了，逢人就展示她的伤痕。

院长步行走完了仪式行列，他感到有些疲惫，回到房间休息。泽农前去看望他时，发现他已经知悉刚才发生的事情。泽农向院长讲述了自己亲眼见到的情况。教士叹了一口气，放下盛着汤药的杯子。

“这个女人是女人中的败类”，他说，“我丝毫不会责怪您袖手旁观。但是，倘若一位女圣徒遭遇这样的凌辱，我们就会抗议吗？这个倭瓜固然是那一类人，然而今天她却应该得到公正的对待，或者说上帝和天使们站在她的一边。”

“上帝和天使们没有站出来为她说话”，医生闪烁其辞。

“我并非怀疑《圣经》上那些神圣的奇迹”，教士怀着热忱说，“可是直到如今，我已年过六十，朋友，我从未见过上帝直接参与尘世的事务。上帝有他的使者。他只通过我们这些可怜的凡人来行事。”

他走到橱柜前，从抽屉里找出两页纸，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字迹，他交给戴乌斯博士。

“看看吧”，他说。“我的教子德·威塞姆先生是爱国者，他告诉了我一些暴行的真相。这些事情，要么我们知道得太晚，那时感情已经寂灭，要么当时就知道，却被谎言削弱了。我们的想象力太弱了，我的大夫。我们有理由为一个遭到不公正对待的老鸨忧虑，因为这些残暴的行径发生在我们眼前，然而发生在几十里之外的骇人听闻的事情，却不会妨碍我喝下这杯锦葵汤药。”

“院长大人的想象力足以让他的双手颤抖，将汤药洒出来”，塞巴斯蒂安·戴乌斯指出。

院长用手帕拭干自己的灰色羊毛长袍。

“将近三百名被宣布为反抗上帝和王公的男女在阿尔芒蒂耶尔遭处死”，他似乎不情愿地喃喃自语。“请读下去吧，朋友。”

“在我那里看病的穷人们早已知道在阿尔芒蒂耶尔发生冲突之后的事情”，泽农一边说，一边将信还给院长。“至于这封信连篇累牍讲述的其他暴行，都是街谈巷议的主要话题。这些消息不胫而走。您认识的那些达官贵人在他们舒舒服服的家里，听到的充其量只是些模糊的传闻。”

“当然如此”，院长怀着忧愤答道。“昨天，做完弥撒之后，我跟教会的同僚们在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我斗胆提及了公共事务。这些圣人中没有一个赞成特别法庭的目的，更不用说其手段，至少他们也有气无力地抗议这个法庭血腥的过激措施。圣-吉尔教堂的神甫不在此列：他宣称我们完全可以烧死自己的异端，无需外国人来教我们如何行事。”

“他遵循良好的传统”，塞巴斯蒂安·戴乌斯微笑着回答。

“难道我不是同样热忱的基督徒和虔诚的天主教徒吗？”院长大声说。“我们一辈子在一条华美的大船上航行，不可能不憎恨那些啮噬船体的老鼠。然而，无论是施刑者，还是那些像赶去看戏一样趋之若鹜之辈，还是遭受刑罚的人，火焰、镣铐和坟坑只能让他们的心肠变硬。而那些固执己见的人就这样显得像义士。没有人在乎，大夫先生。暴君想方设法以替上帝复仇的名义，大肆屠杀我们的爱国者。”